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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与纪事本末类]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精装典藏本三十册),Dj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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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的每日心情
    慵懒
    2017-7-15 08:51
  • 签到天数: 2 天

    [LV.1]初来乍到

    发表于 2015-4-30 03: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书名: 资治通鉴(精装典藏本)
  • 作者: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
  • 丛书: 无
  • 页码: 10263
  • 书籍格式: DJVU 
  • 出版时间: 2013.7
  • 书籍大小: 255
  • 书籍清晰度: 清晰版 300dpi或者同等效果
  • 书籍便利度: 无书签
  • 书籍完整性: 完整
  • 书籍内容提要: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奉诏编集,浓缩了战国至五代期间1300多年的历史精华,可资人君治理国家的编年史巨著。在收集史料、考订事实、编排年月及文字剪裁润色等方面,都代表了孔子《春秋》和《左传》之后,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对礼乐、制度、历数、天文、地理等的记述,也是十分详赡,是了解中国古代史以及历史研究的基本典籍。
    中华书局《资治通鉴》,附有司马光《通鉴考异》和元朝胡三省的注释,是1956年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示下,由顾颉刚、齐思和、聂崇岐、容肇祖等著名历史学者点校而成。五十多年来,不断重印,为学术界最权威最通行的整理定本。
  • 本帖最后由 冰刃 于 2015-5-20 10:15 编辑

    繁体竖排。WinRAR 5 压缩
    三十册合一重新加工,补空白页,主要是瘦身。


    资治通鉴.精装典藏本[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中华书局2013.dj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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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的每日心情
    奋斗
    2019-10-18 10:49
  • 签到天数: 1124 天

    [LV.10]以坛为家III

    发表于 2015-5-6 07:5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ryyy 于 2015-5-6 07:57 编辑

    《资治通鉴》序
    宋神宗御笔

        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书》亦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于后世者也。
        汉司马迁石室金匮之书,据左氏《国语》,推《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采经摭传,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驰骋上下数千载间,首记轩辕,至于麟止,作为纪、表、世家、书、传,后之述者不能易此体也。惟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则良史之材矣。
        若稽古英考,留神载籍,万机之下,未尝废卷。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翻阅,给吏史笔札,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厉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乎,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于户牖之闻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策牘之渊林矣。
        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灿然者矣,后王是也。”若夫汉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焉”者。自余治世盛王,有惨恒之爱,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俭勤畏,亦各得圣贤之一体,孟轲所谓“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覆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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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的每日心情
    奋斗
    2019-10-18 10:49
  • 签到天数: 1124 天

    [LV.10]以坛为家III

    发表于 2015-5-6 08:01 | 显示全部楼层
    《资治通鉴》的纂集与特点
    谢保成
    《史苑》杂志2005年03期

    北宋政权建立100余年间,学术文化事业出现繁盛景象。仁宗即位后,潜伏的社会危机逐渐暴露,“庆历新政”昙花一现,仁宗君臣面对内外交困的时局,向往唐朝“为国长久”,掀起朝堂议政必引唐代故事的风气。在《新唐书》修成之前,已经出现一批以《春秋》义例褒贬唐代史事的著述,其代表可谓孙甫《唐史记》75卷。孙甫以《唐书》“繁冗、遗略,多失体法”,“治乱之本亦未之明,劝戒之道亦未之著”,遂“用编年之体,所以次序君臣之事”。司马光为之作“书后”,欧阳修、苏轼等以其为旧史所不及。改用编年、效法《春秋》受到推重。孙甫说得非常清楚:“《春秋》记乱世之事,以褒贬代王者赏罚。时之为恶者众,率辨其心迹而贬之,使恶名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恶之效,安得不惧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在这样的社会、学术氛围下,司马光登上历史舞台,一方面从政实施其改变社会危机的主张,一方面进行著述改断代纪传史为通古编年史,将中国编年史推向顶峰,与纪传史始祖司马迁并驾齐驱,被誉为“两司马”,成为中国史学最高成就的象征。

    一、纂集经过

    《资治通鉴》的纂集,应当从《历年图》说起。英宗即位第二年改元治平,治平元年三月,司马光进其所纂《历年图》,则《历年图》当纂于此前。《记历年图后》述其初衷:“光顷岁读史,患其文繁事广,不能得其纲要,又诸国分列,岁时先后,参差不齐,乃上采共和以来,下讫五代,略记国家兴衰大迹,集为五图。每图为五重,每重为六十行,每行纪一年之事。其年取一国为主,而以朱书他国元年缀于其下。盖欲指其元年,以推二、三、四、五,则从可知矣。凡一千八百年,命曰《历年图》。其书杂乱无法,聊以私便于讨论,不敢广布他人也。”此时司马光主要考虑的是旧史“文繁事广,不能得其纲要”,“诸国分列,岁时先后,参差不齐”,集为五图,用朱、墨两色文字,都是为了“聊以私便于讨论”。而且其起始之年为“共和”,并非战国“三家分晋”。随后不久,奏其《通志》8卷,进书表这样写:“臣有先所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尽秦二世三年,《史记》之外,参以他书,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通志》8卷,即《资治通鉴》周纪5卷、秦纪3卷。
    治平三年四月,英宗“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司马光进奏曰:

    自少已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顷臣曾以战国八卷上进,幸蒙赐览,今所奉诏旨,未审令臣续成此书,或别有编集?若续此书,欲乞亦以《通志》为名。其书上下贯穿千余载,固非愚臣所能独修】

    同时,以刘恕、赵锡君皆习史学,为众人所推,欲望特差二人同修。“诏从之,而令接所进书八卷编集,俟书成取旨赐名。”其后,赵君锡以父丧而不赴,命刘攽代之。
    据司马光后来所写《资治通鉴进书表》追述,“先帝仍命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赐以御府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神宗即位当年,治平四年十月,亲制序云:“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翻阅,给吏史笔札,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于户牅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令书成后写入,司马光立即写了《谢赐资治通鉴序表》。同时,“又赐颍邸旧书二千四百二卷”。熙宁三年六月,司马光请以范祖禹同修。元丰元年九月刘恕卒,十月请以子司马康充编修《资治通鉴》所检阅文字。其后,神宗又“赐以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
    参预全书编纂者,前后总共5人,即进书表末所列名单:检阅文字——司马康,同修——范祖禹、刘恕、刘攽,编集——司马光。同修三人,刘恕、刘攽先入局,刘攽负责汉,刘恕负责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熙宁三年范祖禹入局后,负责唐及五代,如司马康所云:

    此书成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父,三国历九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迄五代则范纯甫。

    自清全祖望《通鉴分修诸子考》提出刘攽负责两汉至魏晋南北朝,刘恕负责五代,范祖禹负责唐以来,两种说法长期并存。近30年来较为通行的说法是:刘恕、刘攽先入局,刘攽负责汉,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至隋,范祖禹入局后调整分工,刘攽接替刘恕负责南北朝,范祖禹负责唐,刘恕转而负责五代,刘恕卒后,五代由范祖禹接替。
    分工的同时,从收集资料到进行编纂,有着一套严谨的程序——编写丛目、长编,进行考异,最后定稿。所谓丛目、长编,从司马光《答范梦得》的书信中“梦得今来所作丛目”以及“自《旧唐书》以下俱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长编”等内容知道,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又明确指出:“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僚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据此书信,丛目,以一书为主,标出事目,按时间顺序剪贴排列,然后将收集的相关史料增补进来,附注史料出处,即所谓“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无日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丛目的基本要求是“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长编,依丛目顺序将同一事目下所列史料全部检出,参照比较,决定取舍,并进行文字加工,用大字写成正文。有歧异的不同记载,则用小字附注于正文之下,“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其基本原则是:“大抵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
    丛目、长编,是在司马光的统一指导下,由“同修”三人分别进行,最终集于司马光一手完成。刘恕之子刘羲仲在《通鉴问疑》中回忆:“先人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长編附注有歧异的记载,经司马光最终审定,说明取舍,形成“考异”。全书经司马光刪其繁冗,考其异同,锤炼文字,形成定稿。具体情况,可从其写给宋次道的信中窥见一斑:

    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

    由此可以知道,仅唐代长编就多达“六七百卷”,司马光花费4年时光才最后删定成为81卷。正因为司马光充分发挥了主编的主导作用,才使《资治通鉴》结构浑然一体、文字一气呵成。
    自治平三年四月英宗命其编历代君臣事迹,“每修一代史毕,上之”,至神宗元丰七年十二月“上《五代纪》三十卷,总二百九十四卷,《目录》、《考异》各三十卷”。这里先谈一谈《目录》、《考异》。
    关于《目录》30卷,《进资治通鉴表》中这样写:“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目的——以备检寻,编纂——略举事目。具体形式:上方,首载岁阳、岁名纪年,并载以刘羲叟《长历》气朔、闰月以及各史所记七政之变,补《资治通鉴》书中历法及天象之不足;目录仿《史记》、《汉书》年表,年经国纬,略举事目,并撮书中精要之语散于其间,提纲挈领,颇似《资治通鉴》简本;下方,标注明《资治通鉴》卷数,以便知某事在某年、某卷。清四库馆臣评论说:“兼用目录之体,则光之创立。《通鉴》为纪、志、传之总会,此书又《通鉴》之总会也。”
    关于《考异》30卷,进书表如此说:“又参考群书,评其异同,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此即“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择幽隐,较计毫厘”的考辨。所谓考异,即上引司马光《答范梦得》中“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大凡时间、地点、人物、史实有疑点者,或各书记载不同,均加考辨,说明取舍。考异内容,包括考证时间、考证地理、考证人物、考证事件。考异方法,一是以本校、对校、他校、理校等校勘方法校改文献错讹,二是不取不合情理的记载,或驳斥荒诞不经的妄说。“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司马光还规定了“考异”的具体格式:

    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某书云云,今案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

    人们所见《考异》文字,基本都是按照这一格式书写。循此格式,既便于阅读、对照,也有助于对史事进行深入研究。《考异》30卷,历来颇受推崇,被认为“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辩证谬误,以祛将来之惑。”同时更认为:“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其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30卷《考异》最初单行,据胡三省乙酉《新注资治通鉴序》,在浙东骚乱过后,“复购得他本为之注,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即自胡三省注本始,《考异》或单行,或散入《资治通鉴》,两种形式并行于世。
    司马光自谓“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那么《资治通鉴》究竟采用多少旧史、小说呢?对此,自宋以来不断有人进行统计。南宋高似孙在《纬略》说:“《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清四库馆臣以“其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此后,多以高似孙所说“二百”为“三百”之误。不过,高似孙在另一书中对引书作有详考,明确指出:“司马公《通鉴》,今人但以为取诸正史,予尝穷极《通鉴》用功处,因有用史、用志传,或用他书,萃成一段者,则其为功切矣,其所采取亦博矣。乃以其所用之书,随事归之于下,凡七年而后成,《通鉴》中所引援二百二十余家。”同时,详列书目,起《史记》,至《武威王庙碑》,共计226种,与《纬略》所说“二百二十二家”稍有出入,并非“二百”为“三百”之误。若以《纬略》222家加正史19家,也不过241种。清同治、光绪中,胡元常依《通鉴考异》所见书目作《通鉴引用书目考》,“凡得二百七十二种,惟文集则不列其目。”其所列书目,较高似孙《纬略》多31种,并注明、卷数。民国年间,张须“以《通鉴考异》所见书名为主”,分为正史、编年、别史、杂史、霸史、传记、奏议、地理、小说、诸子10类“以究温公探索所至,兼明去取之由”,共得301种,除去正史25种,“杂史诸书”为276种,又除去诸子,得书267种。20世纪80年代,围绕张须的统计,又有过不同的考辨。陈光崇认定为359种,是迄今统计数目最多的一说。高振铎认定为339种,周征松认定为356种。上述各家统计,除对具体书目熟悉不同外,主要是统计标准不一,究竟是以《通鉴考异》引书为标准,还是以《通鉴》引书为标准?尽管如此,但说《通鉴考异》引书约340种还是完全可信的。
    通过《考异》引书,可以探索《资治通鉴》的史源。这里仅作简要提示,以见其取材的基本原则。战国至秦统一,共出“考异”5条,基本源于《史记》,都是用内证和本校法。西汉一代,主要源于班固《汉书》,参以荀悦《汉纪》。汉高祖至汉武帝,若史事没有异说而《史记》、《汉书》有异文,一般依《汉书》,或互有取舍,综合采用。昭帝以下,以《汉书》为主,《考异》引书仅荀悦《汉纪》、伶玄《飞燕外传》、葛洪《西京杂记》等数种。因荀悦《汉纪》改《汉书》而来,当二书有异文时,通常从《汉书》而舍《汉纪》。东汉一代,史书渐多,以范晔《后汉书》为主,兼采袁宏《后汉纪》,其他则更次之。三国时期,以陈寿《三国志》为主要依据,叙汉献帝事多取《献帝起居注》,叙孙策事多依虞溥《江表传》。两晋史以《晋书》为主要史源,晋统一之前多以《三国志》校《晋书》,晋、宋之交多与沈约《宋书》参校。东晋、南北朝,加之十六国,记载既多又各异,从《考异》情况看,通常以事发地史书为主:即南朝史事,多取宋、齐、梁、陈各史及《南史》;北朝史事,多取魏、北齐、周、隋各史及《北史》。隋唐时期,《考异》引书约占全部引书的3/4,史源纷繁,因而《考异》占23卷,文字明显增长,往往超过千言,甚至有长达2500余字者,取舍情况最为复杂,以“正史”、实录为基本史源,“正史”中又以取《旧唐书》为多。五代时期,同样以“正史”、实录为基本史源,“正史”则以取《旧五代史》为多,基本不取《新五代史》。
    最后,从《资治通鉴》书名说两个历来多未注重到的问题。其一,司马光最初名其书为“通志”,而且成为《史记》之后“通前代之史,会天下之书”的鸿篇巨制,比郑樵以“会通之法”编纂《通志》要早77年。要不是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或许后人会见到两部《通志》,一为北宋时司马光所修编年体《通志》,一为南宋时郑樵所修纪传体《通志》,或许郑樵另为其纪传体通史取一个书名。其二,司马光自名其书“通志”,而英宗却命其“编历代君臣事迹”,与真宗景德二年令王钦若、杨亿“修历代君臣事迹”,两者“圣意”全同,真宗赐前书名《册府元龟》,神宗赐后者名《资治通鉴》。不同的是,前者为类书,直录原始文献原文,后者为编年史,博采、详考而后重加撰写;前者“惟取六经子史,不录小说杂书”,后者不仅“遍阅旧史,旁及小说”,还强调“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南宋洪迈有一比较两书取材的论述,指明《册府元龟》不取“异端小说”,并列各类书目存在的问题,其结果造成“遗弃既多”。紧接着,举《资治通鉴》取材“杂史、琐说、家传”的情况,反而事实“皆本末粲然”:如《资治通鉴》则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魏郑公谏争,用《谏录》;李绛议奏,用《李司空论事》;睢阳事,用《张中丞传》;淮西事,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太原、泽潞、回鹘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后史补》;韩偓凤翔谋画,用《金銮密记》;平庞勋,用《彭门纪乱》;讨裘甫,用《平剡录》;记毕师铎、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皆本末粲然,然则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也!

    充分肯定“杂史、琐说、家传”的史学价值及史料意义。

    二、编纂特点

    从《记历年图后》、《进通志表》看,司马光编著目的最初只是患旧史“文繁事广,不能得其纲要”,“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使“兴亡之迹,大略可见”,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资治”用意。当英宗命其编“历代君臣事迹”之后,才进一步表示“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有了为帝王提供鉴戒的意图。至神宗“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确定其著书主旨。因而,《进资治通鉴表》中才有这样的完整叙述: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之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显然,这是在前三次的基础上,增加了伏望陛下“时赐省览,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的意愿和希望,这无疑与神宗赐书名《资治通鉴》有关,但还要看到与其政治主张的关联。
    一、非有正闰之辨,止为纪年衔接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编年记述1362年史事。因其“记国家兴衰大迹”,所以是一部以政权兴衰为中心的编年体通史,具体分卷情况如下:
    周纪5卷秦纪3卷
    汉纪60卷魏纪10卷
    晋纪40卷宋纪16卷
    齐纪10卷梁纪22卷
    陈纪10卷隋纪8卷
    唐纪81卷后梁纪6卷
    后唐纪8卷后晋纪6卷
    后汉纪4卷后周纪5卷
    如此分卷,三国时不见蜀、吴纪年,南北朝时不见北魏、北齐、北周纪年,五代时不见十国纪年,非凡是三国时没有蜀纪,在当时以至后来均有议论。刘恕写信表示:“正统之论,兴于汉儒,推五行相生,指玺绂相传,以为正统。……若春秋无二主,则吴楚同诸侯也。史书非若《春秋》以一字为褒贬,而魏晋南北五代之际,以势力相敌,遂分裂天下,其名分位号异乎周之于吴楚,安得强拔一国谓之正统,余皆为僭伪乎?”南宋周密说:“正闰之说尚矣。欧公作《正统论》则章望之著《明统论》以非之,温公作《通鉴》则朱晦庵作《纲目》以纠之。张敬夫亦著《经世纪年》,直以蜀先主上继汉献帝。”司马光非凡在卷69蜀先主刘备即皇帝位,改元章武处,写下一则800余字的“臣光曰”表明自己的观点:“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指出正闰之说的产生,并以历史事实点明其不能自圆其说,进而阐述自己的编著原则:

    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

    周、秦、汉、晋、隋、唐混一九州,以其年号纪年,“不诬事实,近于至公”。分裂时期以三国魏、南朝宋、齐、梁、陈年号纪年,是因为它们的年号不仅与汉、晋、唐前后衔接,而且它们彼此之间年号也是衔接的,并不存在“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的意思。假如三国时以蜀之年号纪年,历史纪年将会出现空挡:曹丕废汉献帝称帝,东汉政权不复存在,时在建安二十四年,而蜀先主刘备称帝在章武元年,则公元220年既无东汉年号,又无蜀汉年号,只有曹魏年号——黄初二年。若“直以蜀先主上继汉献帝”,则历史纪年于此无年号纪年。蜀亡于公元263年,西晋代魏在公元265年,公元264年同样无年号纪年。北朝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与十六国,五代时期又十国,情况更为复杂,年号相互交错,如何纪年既能“不诬事实”,又能见到“事之先后”的顺序?断代为史,不存在这个问题。纪传体通史,也不存在这个问题。惟有编年体通史才会碰到这一难题,必须在“不诬事实”的前提下妥善解决。司马光提出的上述原则,是符合客观历史进程的惟一可行方法。司马光的以上论述表明:一不仿效《春秋》“立褒贬之法”,二为解决纪年连贯、“不诬事实”的问题。胡三省最得其要领,点评也最为简要:“温公纪年之意,具于此论。”这的确集中反映出司马光编写编年体通史的编纂思想,而宋、元以来多为人们所忽视,或为理学家们所歪曲,我们应该充分熟悉这一论述的历史编纂学意义。
    二、“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
    通常谈《资治通鉴》,大都强调其“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上面已指出这是在神宗赐书名之后司马光才明确增加的意愿。就其初衷而言,“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不仅治平三年四月奏、《进资治通鉴表》,就是书中的“臣光曰”,都一再强调这十个字,足见司马光对“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的高度重视。明确将“国家兴衰”与“生民休戚”并列作为叙事的基本内容,是《资治通鉴》的重要特点和突出成就。
    1、“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
    司马光之前的十七史,自《汉书》始,以叙各朝各代之兴为主,用大量篇幅记其创业、治世、盛世的辉煌以及相关君臣的嘉言美行,而记其衰败、衰世、乱亡及其相关君臣的种种事迹则往往简单从事,几乎都是“虎头蛇尾”。司马光以其“通识”审阅1362年史事,十分清楚地看到,后一皇朝的创业史正是前一皇朝的衰亡史,进而总结说:

    自古以来,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也。

    因此,《资治通鉴》叙事,在“关国家兴衰”方面,注重“兴”的同时,更关注其“衰”。全书编纂充分体现了这一通识,叙各朝各代,均是乱世篇幅超过治世篇幅。
    叙汉、唐“治世”,其末世篇幅超过盛世篇幅:西汉文帝、景帝约4卷,而末世平帝、王莽、更始亦4卷;东汉光武约5卷,而献帝却多达10卷有余。唐太宗7卷,玄宗开元4卷,僖宗5卷、昭宗8卷。“治世”的两大帝国——汉、唐,其末代皇帝所占篇卷,较任何其他帝王都多。
    在所谓“乱世”,也有“治”与“乱”之别,西晋武帝3卷多,惠帝亦3卷多,“八王之乱”至西晋亡4卷。至于宋文帝8卷、梁武帝18卷,并非因为他们是“乱世”之中的小“治世”,主要因为其在位期间正是北朝的“乱世”,所记内容实际是头绪最乱的一个时期。卷122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五月记事,完全是北魏之事,其叙“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车师、粟特九国入贡于魏”,确如其所说“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类似情况非常普遍,只不过用南朝年号,纪北朝史事而已。
    “专取关国家兴衰,为编年一书”的著述宗旨,决定《资治通鉴》以叙皇朝兴亡之迹为主线,无疑是一部政治史。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具有战略意义的战争往往决定国之兴亡、盛衰,因而书中用重墨描写关系政权存亡或政治格局变化的重大战争。昆阳之战决定王莽政权的存亡,在某种意义上也决定了刘秀的命运。赤壁之战关系三国鼎立局面能否形成,肥水之战关系南北对峙及北方政局。这三次战争的胜败,对于中国历史进程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这三次战争,又都是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自然为司马光所瞩目。他如袁、曹官渡之战,高欢、宇文泰沙苑之战,李愬雪夜袭蔡州,朱温、李存勗夾寨之战等,无一不是事关时局的战事,无一不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事。司马光不仅描写战争生动翔实、本末分明,而且十分关注用兵之道。卷1记吴起善用兵、“与士卒分劳苦”的同时,又于安王十五年记吴起与魏武侯论国之存亡“在德不在险”的问对。卷2记孙膑、庞涓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盛赞孙膑军事天才。晚唐藩镇跋扈,朝廷姑息,司马光大段大段摘录杜牧《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原文及注《孙子》序:“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为夫子之徒,实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武,离而俱行,因使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顾炎武称《资治通鉴》“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足见司马光对于兵事的重视。
    总之,《资治通鉴》叙国家之兴衰,瞩目的是“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写战争、用兵之道,同样围绕“治世至寡,乱世至多”。“治世至寡,乱世至多”的客观历史实际,必然引出“得之甚难,失之甚易”的历史经验教训。
    2、“系生民休戚”
    在司马光看来,与“国家兴衰”紧密相关的是“生民休戚”。“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的关键,在国与民的关系。熙宁三年,一则上疏明确指出:

    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皆穷民之所为也。大势既去,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虽然这是针对新法可能产生的后果在例举历史教训,但反映司马光关注“生民休戚”的基本宗旨,因此《资治通鉴》叙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都用了大量篇幅,再加之善写战争,更使得秦末、西汉末、东汉末、唐末农民战争的篇幅大大超过各史,充分印证其“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的论断。
    记隋末乱亡,差不多用了4卷篇幅,以对比手法说明民心向背直接关系政权存亡。卷181大业七年记隋炀帝自征高丽以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紧接着写王薄聚众长白山,窦建德起而响应,非凡写窦建德“能顷身接物,与士卒均劳逸,由是人争附之,为之致死。”至大业九年,所谓“群盗所在皆满,郡县官因之各专威福,生杀任情”,“由是余党复相聚为盗,官军不能讨,以至隋亡。”
    在国与民的关系中,司马光十分注重“取信于民”。尽管认为商鞅“刻薄”,但对其取信于民却非常赞赏,借以表达其“国保于民”,“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的熟悉:“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蓄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资治通鉴》中有一件值得注重的事,即贞元三年十二月唐德宗畋猎新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苦乐。

    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马毙,破产不能支。愁苦若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复其家。

    遍查相关文献,均不见此事,当源于今天已不可见的《唐德宗实录》。司马光不仅将此事写入《资治通鉴》正文,紧接着还发议论云:

    甚矣,唐德宗之难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泽壅而不下达,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故君勤于上而民不怀,民愁怨于下而君不知,以至于离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猎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间疾苦,此乃千载之遇也。固当按有司之废格诏书、残虐下民,横增赋敛,盗匿公财,及左右谄谀、日称民间丰乐者而诛之。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矜困穷,伸怨滞,则太平之业可致矣。释此不为,乃复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徭赋乎!

    司马光从数百种文献资料中选出此事,并将人君能从小民口中得悉民间疾苦视为“千载之遇”,足以显见其是如何瞩目于“系生民之休戚”的问题!
    假如说则天光宅元年十二月记武后杀程务挺,《考异》引《唐统纪》武后曰“不爱身而爱百姓”一段记载,司马光认为不足信而“不取”,那么叙五代后周世宗拆毁佛像铸钱以减轻百姓负担,载入周世宗对侍臣所说“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随后的“臣光曰”却则借用了武则天的这句话来称赞周世宗:“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自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司马光是何其希望“不爱身而爱百姓”的君王啊!
    “系生民休戚”,既是发挥仁政爱民的优良思想,又是对1362兴衰史的历史总结。
    “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的著述宗旨,决定《资治通鉴》不取符瑞、不记怪异。在《答范梦得》书中,司马光非凡强调长编的“取此舍彼之意”:“诗赋等若止为文章,诏诰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无妨。”而“妖异有所儆戒,诙谐有所补益,并告存之。”同时,在“妖异有所儆戒”下加注作具体说明:

    凡国家灾异,本纪所书者并存之,其本志强附时事者不须也。谶记如李淳风言武氏之类,及因而致杀戮、叛乱者并存之,其妄有牵合如木入斗为朱字之类不须也。相貌、符瑞或因此为人所忌,或为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谄者伪造,或实有而可信者并存之,其余不须也。妖怪或有所儆戒,如鬼书武三思门,或因而生事,如杨慎矜墓流血之类并存之,其余不须也。

    三、“不特纪治乱之迹”
    记述皇朝兴亡之迹的同时,《资治通鉴》记述了大量与国家盛衰相关的其他史事。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历法、天文则随《目录》所书而附注”,“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因其注《资治通鉴》,深知《资治通鉴》内容,非凡指出: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注重“礼乐”下面谈,这里先谈“历数”的“尤致其详”。
    司马光以“古之为史者,必先正其历,以统万事,故谓之春秋”,因而非凡注重历法。《资治通鉴》对于北宋以前的历法修订,差不多逐一作出记述:汉武帝太初历、汉章帝元和二年四分历、魏明帝景初历、宋文帝元嘉新历、北魏太武帝玄始历、祖冲之大明历、北魏孝明帝正光历、东魏孝静帝兴和历、北齐文宣帝天保历、北周明帝武成元年更定新历、隋文帝开皇四年甲子元历、隋文帝开皇十七年新历、唐高祖武德元年戊寅历、唐高宗麟德历、唐玄宗开元大衍历、唐肃宗乾元至德历、唐代宗广德二年五纪历、唐德宗建中正元历、唐穆宗长庆二年宣明历、唐昭宗景福崇玄历、后周世宗显德钦天历。《资治通鉴》正文所记这些历法,均是经认真考订后选择使用的重要历法,反映历法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进步,假如单独立目纪其始末,无疑一部简明中国历法史。
    再来看“天文”的“尤致其详”。卷51汉顺帝太史令张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作浑天仪,著《灵宪》”;卷123宋文帝元嘉十三年“诏太史令钱乐之更铸浑仪,径六尺八分,以水转之,昏明中星与天相应”;卷194唐太宗贞观七年,直太史李淳风“奏灵台候仪制度疏略,但有赤道,请更造浑天黄道仪,许之。癸巳,成而奏之”;卷212唐玄宗开元九年,命僧一行造大衍历,又命“率府兵曹梁令瓒造黄道游仪,以测候七政”,开元十二年“命太史监南宫说等于河南、北平地测日晷及极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时候之。阳城晷长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视北极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仪岳台晷长一尺五寸微强,极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长七寸七分,极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长二尺二寸九分,极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二分,极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二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众星粲然,皆古所未名,大率去南极二十度以上星皆见。”正因为《资治通鉴》如此详载实测子午线的科学创举,胡三省才在注文中写下上述一段文字,并认为“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在胡三省注所提及的内容之外,非凡要指出《资治通鉴》关于佛教传入的记述。早在仁宗皇祐四年,司马光写有一篇《秀州真如院法堂记》,明确表示出对佛教传入的看法。自称“平生不习佛书,不知所以云者”,但“亦尝剽闻佛之为人矣”。“夫佛,盖西域之贤者。其为人也,清俭而寡欲,慈惠而爱物。故服弊补之衣,食蔬粝之食,岩居野处,斥妻屏子,所以自奉甚约,而惮于烦人也。虽草木虫鱼不敢妄杀,盖欲与物并生而不相害也。凡此之道,皆以涓洁其身不为物累。”“而末流之人,犹不免弃本而背原”,乃至“后世之为佛书者,日远而日讹,莫不侈大其师之言而附益之,以淫怪诬罔之辞以骇俗人而取世资,厚自丰殖,不知餍极。故一衣之费,或百金不若,绮纨之为愈也;一饭之直,或万钱不若,脍炙之为省也。高堂巨室,以自奉养佛之志。岂如是哉!天下事佛者,莫不然而。”写这篇《法堂记》“将以明佛之道也,是必深思本源,而勿放荡于末流。”驾祐七年,在《论寺额札子》中进一步指明:“窃以释、老之教,无益治世。”同时,也看到“流俗憨愚,崇尚释、老,积弊已深,不可猝除,故为之禁限,不使繁滋而已。”
    司马光的如此熟悉,使《资治通鉴》记佛教在各朝各代的兴废十分翔实。若将书中相关记述联贯起来,同样是一篇佛教在中国的兴废史,不亚于《通鉴纪事本末》中任何一篇纪事。以下作简要摘录,以供查阅。东汉明帝永平八年,记佛教最初传入的情况:“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其书大抵以虚无为宗,贵慈悲不杀,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应,故所贵修炼精神,以至为佛。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精于其道者,号曰沙门。于是中国始传其术,图其形像,而王公贵人,独楚王英最先好之。”至桓帝,天子逐渐开始笃好:“自永平以来,臣民虽有习浮屠术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笃好之,常躬自祷祠,由是其法浸盛。”
    北朝情形与东汉相似,至十六国后赵佛教开始盛行。石勒“以天竺僧佛图澄豫言成败,数有验,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谨”,“朝会之日,太子、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国人化之,率多事佛,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者。争造寺庙,削发出家。”后秦姚兴崇信佛教,“以鸠摩罗什为国师,奉之如神,亲帅群臣及沙门听罗什讲佛经”,“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北魏太武帝与崔浩信仰道教,引发了天平真君七年“尽诛长安沙门,焚毁经像,并敕留台下四方,令一用长安法”的第一次毁佛之举,卷124详记了这一事件经过。及高宗即位,“向所毁佛图,率皆修复。魏主亲为沙门师贤等五人下发,以师贤为道人统。”宣武帝时,“佛教盛于洛阳,沙门之外,自西域来者三千余人,魏主别为之永明寺千余间以处之”,使沙门统僧暹等“择嵩山形胜之地立闲居寺,极岩壑土木之美。由是远近承风,无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万三百余寺。”孝明帝熙平元年,“胡太后又作永宁寺”,又“作石窟寺于伊阙口,皆极土木之美。而永宁尤盛,有金像高八丈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为九层浮图,掘地筑基,下及黃泉,浮图高九十丈,上刹复高十丈,每夜静,铃铎声闻十里”,“僧房千间,珠玉锦绣,骇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国,塔庙之盛,未之有也。”
    北齐崇佛黜道、北周禁毁佛道,卷16171均有记述。隋文帝兴复佛法,“诏境内之民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于是时俗随风而靡”。
    南朝佛教流行,以齐、梁为盛。卷136记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身为宰相,“笃好释氏,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范缜“盛称无佛”,展开一场辩论。“子良无以难。缜又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论出,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梁武帝兴佛,建同泰寺,三次到寺中舍身。第二次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释御服,持法衣,行清净大捨”,“群臣以钱一亿万祈白三宝,奉赎皇帝菩萨,僧众默许。”
    记述唐代佛事,篇卷更多。高祖武德九年傅奕上疏请除佛法、下诏沙汰僧尼道士,太宗贞观十三年傅奕临终戒其子无得学佛书,武则天天授元年敕藏《大云经》、使僧升高座讲解,玄宗开元二年姚崇上言沙汰僧尼、毋得创建佛寺,代宗大历二年君臣皆好佛、内外臣民承流相化、政刑日紊,宪宗元和十四年遣使迎佛骨、韩愈上表切谏,武宗会昌五年诏改释教之弊、毁寺四千六百余、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余,宣宗大中元年“反会昌之政”、僧尼之弊皆复其旧,懿宗咸通十四年遣使诣法门寺迎佛骨,广造浮图,竞为侈靡。五代十国时期,后晋、闽王、楚王、后周世宗等崇佛、毁佛情况,亦均有记述。
    以如此篇幅记述佛教兴废,却没有关于法显、玄奘西行求法的记述,也没有佛教各宗在唐代兴衰的记述,显然其目光还是集中在与“国家盛衰、生民休戚”相关的佛教事上,这是不能不指出的。
    总之,《资治通鉴》确如胡三省所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而于文化史方面的内容亦有可谓“尤致其详”者,诸如诸子思想,释、道崇废,经籍艺文、科学技术等,只不过需要从浩瀚的篇卷中细细爬梳,这正是编年史体裁的局限。
    顺便说一下《资治通鉴》的不记史学,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并建玄学、史学、文学、儒学为四学。对此,司马光写有一则“臣光曰”:

    《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

    编写史著的司马光为何这样熟悉史学,其所编著的《资治通鉴》是儒是史?或许正因为此,才如胡三省所说,书中颇多“欲存之以示警”者,“此其微意,后人不能尽知也。编年岂徒哉!”
    四、欲存示警的“微意”
    因事立论、感慨而发,是《资治通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继续《左传》“君子曰”和各纪传史“史臣曰”的传统。司马光本人所写“臣光曰”118则,引前人议论97则。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指出,“治平、熙宁间,公与诸人议国事相是非之日也”,“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己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之类是也。”这是在告诉读者,司马光在现实中“议国事相是非”有不能“言者”,借《资治通鉴》以发其“忠愤感慨”。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分别见于卷1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卷51汉顺帝永建二年、卷192唐太宗贞观二年“臣光曰”,读者自见可明。“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下面有述。
    1、以礼为纪纲
    开篇第一句“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之后,便有一则近千字的“臣光曰”,开头两段这样写: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夫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必须“以礼为之纪纲”,才能维系和巩固等级统治。全书以三家分晋为开端,就是因为“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因而司马光感叹:“乌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叙西汉高帝七年事,借叔孙通制礼,“臣光曰”进一步发挥“礼”的功用:

    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

    同时指责叔孙通“徒窃礼之糠粃,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
    以礼为纪纲,国家治乱、人物功过,均以是否重礼、以礼进行教化为衡量标准。卷68建安二十四年末“臣光曰”总结东汉盛衰:

    光武遭汉中衰,群雄糜沸,奋起布衣,绍恢前绪,征伐四方,日不暇给,乃能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广开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淆,是非颠倒,可谓乱矣。……乘舆播越,宗庙丘墟,王室荡覆,烝民涂炭,大命陨绝,不可复救。然州郡拥兵专地者,虽互相吞噬,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9】

    显然与开篇的“臣光曰”前后呼应,将东汉末与东周末相比拟。
    中唐以下藩镇割据,朝廷姑息。唐肃宗乾元元年,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卒,裨将李怀玉杀其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对此,又一则“臣光曰”发论:

    今唐治军而不顾礼,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之陵天子,自然之势也。
    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然后大宋受命。

    不仅治天下用礼,治军也要用礼,礼为纲纪,贯穿社会上上下下、方方面面!
    2、用贤为本,立法是末
    用贤为本,立法是末,既是司马光“以礼为纲纪”的重要内容,又与其时政主张紧密相关。
    东汉灵帝熹平四年,为避免“州郡相党”,下制实行回避,“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即婚姻之家及其亲属,不得在两家所在州交互为官。因“禁忌转密,选用艰难,幽、冀二州久缺不补”。“臣光曰”评论说:

    叔向有言:“国将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谨择忠贤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则赏,有罪则诛,无所阿私,法制不烦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执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择人,而禁令益多,防闲益密,有功者以阂文者不赏,为奸者以巧法免诛,上下劳扰而天下大乱。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

    所谓本,即用贤也;所谓末,即立法也。批评“孝灵之时,刺史、二千石贪财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接着话锋一转:“以今视之,岂不适足为笑而深为可戒哉!”显然,这是在“借古讽今”、影射时政。
    三国魏明帝景初元年,刘卲作百官考课法,百官议而不决,事竟不行。“臣光曰”说得更加明白:“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淆;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为曲私欺罔之资也。”同时表示反对“为之善法,繁其条目,谨其簿书”,认为刘卲之法是“不得其本而趋其末”。
    用贤为本,司马光非凡瞩目东汉光武帝。对其即位后先访求贤才,“臣光曰”评论道:“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竞逐,四海鼎沸,彼摧坚陷敌之人,权略诡辩之士,方见重于世,而独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莱之中,置诸群公之首,宜其光复旧物,享祚久长,盖由知所先务而得其本原故也。”前秦苻坚甘露十二年,前燕宗室慕容垂降秦,秦相王猛忌其有雄略,劝苻坚杀之,苻坚不从,王猛又设计陷害慕容垂,苻坚仍然“待之如旧”。为此,司马光写了一段评论:“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彼敌国之材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资也。”此外,在《稽古录》等相关的著述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如对唐在“六年之中,国内威服,何成功之速哉?”的回答:“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驱策英雄,网罗俊乂,好用善谋,乐闻直谏……”
    3、息征伐之谋,罢拓土之兵
    记历代边防,在《资治通鉴》中占有重要位置,明显地是在“以史为鉴”。面对北疆辽、西夏的侵扰,司马光不满于熙、丰年间对西夏用兵,认为“朝之阙政,其大者有六”,其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而“救急保安之道”中有一点就是“罢拓土开境之兵”,“息征伐之谋”。元祐元年,连上《论西夏札子》、《乞抚纳西人札子》、《乞不拒绝西人请地札子》等,主张“返其侵疆”、“禁其私市”,认为放弃米脂等寨,可以显示“帝王之大度,仁人之专心”,若“惜而不与,万一西人积怨愤之气,逞凶悖之心”,“长驱深入,覆军杀将,将兵连祸结”,导致“天下骚动”,“虽有米脂等十寨,能有益乎?”强调“凡边境安,则中国安,此乃国家安危之机。”
    这样的施政主张带进《资治通鉴》,凡穷兵黩武、开边拓土,一概加以斥责。太初元年,汉武帝以宠姬李夫人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出兵大宛,“臣光曰”评论道:

    夫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也。苟为不择贤愚而授之,欲侥幸咫尺之功,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愈也。然则武帝有见于封国,无见于置将,谓之能守先帝之约,臣曰过矣。

    东汉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匈奴发生瘟疫,人畜死亡甚多,国力空乏,是用兵的绝好时机,然而光武帝拒绝了这“万世刻石之功”,表示:“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处乎!”从此,“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在总评光武时,赞其“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工事,故年恢复前烈,身致太平。”
    历来对胡三省所说“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熟悉不一,现将其事稍加介绍。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尽帅其众奔成都,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具奏其状,宰相牛僧孺以受降会“失信”吐蕃,若其“怒气直辞,不三日至咸阳桥”,即使“得百维州何所用之”,遂命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以其城归吐蕃,悉怛谋及所与来降者悉归之,“吐蕃尽诛之于境上,极其惨酷”。至武宗会昌三年,李德裕为相,追论此事,有诏追赠悉怛谋右卫将军。“臣光曰”评论云:“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亡义犹耻之,况天子乎!……以是观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见矣”。胡三省注:“元祐之初,弃米脂等四寨以与西夏,盖当时国论大指如此。”正是指上述司马光欲将米脂四寨及熙河等让给西夏,终因安焘、孙路以地图力争而止。
    任何史书借古讽今、影射现实,都难免歪曲历史、混淆是非,这是研读史书时必须注重的问题。
    不管神宗赐以书名“资治”,还是与司马光时治主张相关,但应当注重两点:其一,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虽然明确地将修史与“取鉴”、“资治”联系在一起,却没有象唐太宗诏修《隋书》等五代史那样,“览前王之得失”目的是“为在身之龟镜”,即没有以历代君王得失作为“自身”行为、决策的鉴戒,更多的是要“为臣者”引以为鉴戒,因而不可能有唐太宗的作为,自然也就不可能形成类似“贞观之治”的局面。其二,司马光“伏望”神宗“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创出“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的局面,但他自己也没有能够认真做到“以史为鉴”。北宋中期形成的新旧党争,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成为当时政局的重要特点。司马光不仅有《朋党论》的专篇,在《资治通鉴》中对东汉的阉党与清流之争、中晚唐的牛李党争,都有非常具体的记述。卷241唐穆宗长庆元年四月,写牛李党争发端:“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顷轧,垂四十年。”卷245唐文宗太和八年十一月,写党争进一步发展:“时德裕、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上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紧接着,便是400余字的“臣光曰”:

    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进贤退不肖,其处心也公,其指事也实;小人誉其所好,毁其所恶,其处心也私,其指事也诬。……

    胡三省谓“温公此论,为熙、丰发也。”司马光能够清楚地熟悉历史上的朋党之争,却难以跳出现实中朋党之争的泥潭,《资治通鉴》的“取鉴”、“资治”功用因此大为逊色!大凡史书只写给别人看,让别人“以史为鉴”而不是为“在身之龟镜”,其鉴戒功用还能有多少实效?这正是中国史学和中国史家的悲哀所在!



    《唐史论断序》,《四库全书》本。由此序内容而论,实即《唐史记》75卷的序文,作于皇祐四年草成该书之际。
    《传家集》卷71。
    《传家集》卷17《进通志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8英宗治平三年四月辛丑。
    《玉海》卷47《治平资治通鉴》。
    《文献通考》卷193《经籍考二十》引“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说之曰”。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亦以“修书分属,汉则刘攽,三国讫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各因其所长属之”。
    参见王曾瑜《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79年第3期。
    《文献通考》卷193《续资治通鉴长编举要》引乾道四年李焘上表。
    《传家集》卷63。
    《文献通考》卷193《经籍考二十》引高似孙《纬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0神宗元丰七年十二月戊辰。
    《四库全书总目》卷47《编年类》。
    《四库全书总目》卷47《编年类》。
    《纬略》卷12。《文献通考》卷193《经籍考二十》所引亦作“二百二十二家”。
    《四库全书总目》卷47《编年类》。
    《史略》卷4《通鉴参据书》。
    《新校资治通鉴叙录》卷首。
    《通鉴学》第三章。
    陈光崇《张氏通鉴学所列通鉴引用书目补正》,高振铎《通鉴参据书考辨》,均收《资治通鉴丛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陈光崇《通鉴引用书目的再检核》,收《通鉴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周征松《通鉴考异所见书目检核》,《山西师大学》1986年第3期。
    参见谢保成著《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48-349页。
    《郡斋读书志校证》卷14《类书类》。
    《答范梦得》。
    洪迈《容斋四笔》卷11《册府元龟》。
    刘羲仲《通鉴问疑》。
    《癸辛杂识》后集。
    《稽古录》卷16《上历年图序》。
    《资治通鉴》卷244唐文宗太和七年八月。
    《日知录》卷26《史记通鉴兵事》。
    《传家集》卷44《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
    《资治通鉴》卷2周显王十年“臣光曰”。
    《资治通鉴》卷233。
    《资治通鉴》卷292后周世宗显德二年九月。
    《传家集》卷63。
    《新资治通鉴注序》,《资治通鉴》卷首。
    《资治通鉴》卷212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四月。
    《资治通鉴目录》卷1。
    《资治通鉴》误作“兴光历”,据《资治通鉴目录》、《魏书-律历志》改。
    以上均见于《资治通鉴》正文。《新唐书-历志一》以“唐终始二百九十余年,而历八改”,《资治通鉴》有肃宗至德历,而无元和观象历。《资治通鉴目录》另有一些记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历以建子月为正”,汉高祖元年“汉初用殷历,或云颛顼历”,魏明帝太和历,西晋泰始元年“晋更名景初历曰泰始”,北周天和元年“周初用天和历”,北周大象元年“周初用丙寅元历”,前蜀武成二年“初用胡秀林永昌历”,后晋天福四年“晋用马重绩调元小历”等等,可补《资治通鉴》之阙。
    《传家集》卷71。
    《传家集》卷26。
    《资治通鉴》卷55桓帝延熹九年七月。
    《资治通鉴》卷126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十二月。
    《资治通鉴》卷147梁武帝天监八年十一月。
    《资治通鉴》卷148梁武帝天监十五年十一月。
    《资治通鉴》卷175陈宣帝太建十三年十二月。
    《资治通鉴》卷153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九月。
    《资治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十二月。
    《新注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卷首。
    《资治通鉴》卷68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末。
    《资治通鉴》卷220唐肃宗乾元元年末。
    《资治通鉴》卷57汉灵帝熹平四年三月。
    《资治通鉴》卷73魏明帝景初元年末。
    《资治通鉴》卷40汉光武帝建武元年九月。
    《资治通鉴》卷102东晋海西公太和五年正月“臣光曰”。
    《稽古录》卷15梁太祖开平元年“臣光曰”。
    《传家集》卷45《应诏言朝政阙失状》。
    《传家集》卷61《与吴丞相充书》。
    《传家集》卷50《论西夏札子》。
    《传家集》卷52《乞抚纳西人札子》。
    《资治通鉴》卷21汉武帝太初元年八月。
    《资治通鉴》卷44汉光武帝中元二年二月。
    《资治通鉴》卷217唐武宗会昌三年三月。
    《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恩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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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奋斗
    2019-10-18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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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10]以坛为家III

    发表于 2015-5-6 08:02 | 显示全部楼层
    《资治通鉴》进书表

        臣光言:先奉敕编集历代君臣事迹,又奉圣旨赐名《资治通鉴》,今已了毕者。
        伏念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自老,嗜之不厌。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私家力博,无由可成。

        伏遇英宗皇帝,资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历览古事,用恢张大猷,爱诏下臣,俾之编集。臣夙昔所愿,一朝获伸,踊跃奉承,惟惧不称。先帝乃命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赐以御府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以内臣为承受,眷遇之荣,近臣莫及。不幸书未进御,先帝违弃群臣。陛下绍膺大统,钦承先志,宠以冠序,锡以嘉名,每开经筵,常令进读。臣虽顽愚,荷两朝知侍如此其厚,陨身丧元,未足报塞,苟智力所及,岂敢有遗!会差知永兴军,以衰疾不任治剧,乞就冗官。陛下俯从所欲,曲赐容养,差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及提举西京蒿山崇福宫,前后六任,仍听以书局自随,给之禄秩,不责职业。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开局,迨今始成,岁月淹久,其间抵牾,不敢自保,罪负之重,固无所逃。臣光诚惶诚惧,顿首顿首。
        重念臣违离阙庭,十有五年,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顾以驽蹇,无施而可,是以专事铅椠,用酬大恩,庶竭涓尘,少裨海岳。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为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燕,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九泉,志愿毕矣。
        谨奉表陈进以闻。臣光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西京蒿山崇福
        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实封一千户臣司马光上表元丰七年十一月进呈

        检阅文字承事郎臣司马康
        同修奉议郎臣范祖禹
        同修秘书丞臣刘恕
        同修向书屯田员外郎充集贤校理臣刘攽
        编集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臣司马光
    [发帖际遇]: ryyy 黄泥岗劫杨志得财宝 6 没奈何. 幸运榜 / 衰神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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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3-10 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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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2]偶尔看看I

    发表于 2015-6-21 13:3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cspc 于 2015-6-21 13:39 编辑

    現今不易獲得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原本,僥倖獲得兩冊,刻工甚美,補充一下該書影或供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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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际遇]: cspc 战高唐救小旋风偶得藏金 1 没奈何. 幸运榜 / 衰神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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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慵懒
    2019-9-19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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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6]常住居民II

    发表于 2015-6-28 02:51 | 显示全部楼层
    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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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际遇]: 听风堂 帮晴雯撕扇,得谢金 2 没奈何. 幸运榜 / 衰神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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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用户从未签到

    发表于 2018-10-16 22:06 | 显示全部楼层
    请问为什么我下的只有4000多页 总共是17个压缩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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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奋斗
    2019-10-11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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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7]常住居民III

    发表于 2019-6-24 23:35 | 显示全部楼层
    之前有书友询问几种《资治通鉴》的区别,这套红皮典藏本无疑是其中,也是目前最好的版本,值得收藏。此书一版一印,印数2000,装祯精美,纸张也好,内容更不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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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9-8-14 10:43 | 显示全部楼层
    已下载。版本精良,页面方正,文字清晰,体积适中,感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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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2019-10-18 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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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5]常住居民I

    发表于 2019-8-22 17:11 | 显示全部楼层

    兄是怎么设置的,看起来好清晰,怎么我下载下来没有那么清晰?如图100%抽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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