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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克里斯托弗.巴伊谈“慢行与开放”:只需放慢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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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9-15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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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9]以坛为家II

    发表于 2012-10-17 16: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源:网易读书
    链接:http://book.163.com/12/1012/15/8DKHNKFI00923INC.html
    “咱们和世界谈谈”信睿文化高校行之中法论坛
    武汉大学
    主题:慢行与开放
    主讲人:让-克里斯托弗.巴伊
    互动嘉宾:奥利维叶.罗兰,吴泓缈
    嘉宾主持:孟湄
    地点:武汉大学文理学部教五楼多功能报告厅
    巴伊:在公众前讲课,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做讲座也是一个意思,但是今天,在你们面前,我承认我有些不知所措。一个作家或者哲学家,他所对话的是他完全不认识的人群,而且这些人对他也不是很了解,彼此距离很远,这大概也没什么了不起 。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些不知所措,我有强烈的意愿去避免一些随意或者偶然的东西出现 。我不想再有意突出这次讲座的奇特性了,而是马上用这句话进入主题:“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面目全非的世界……”是的,虽然这正是我想讲的,谈谈我们的世界,特别是说世界事实上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了,而这个我们,通过世界,又拥有了另外一种意义,一种全新的意义-------在这之前我曾经感觉之前我应该从一个更个人、更偏的角度入手,就是说从这个在你们面前说话的人开始谈,这个“我”来与你们说话 。
    我并不是想强调自我、表现我或者描述自我,不是的,首先为了阐述,这个存在着的我,和我们中所有的我是一样的。它们是有名有姓的单独个体,在世界上各自留下轨迹、渡过一生的时间、独一无二的经历和个体的差别性。它们不是一个封闭的板块 或者堡垒;不存在石块,不存在堡垒。自我是散开的,而且它只存在于散开的形式中。“我”作为第一人称单数,永远不会具化成任何一种自我封闭的人或事物,因为自我表露情感,不仅如此,在表露情感、传达的同时,也在世界上为自我定位。就像是一个点,一个移动的点,在此处或在彼处,之后又到了其他什么地方,记忆、想象、幻想、遇见、遗忘,所有这些最后就像是一部电影,一部记录世界的电影,周而复始,持续不断。
    比起这部在我们内心无休止运转的电影,笛卡尔的Cogito----“我思”大家都知道,但我们也永远有必要对“我思,固我在”重新推敲,如果我们还保留刚刚电影的比喻,那么“我思”就是一瞬“停止的图像”。这一个静态的点或者是因瞬间意识到自我存在而产生的昏厥就像孤单的一滴水落入空间,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确定的有主体的思想都不会固定不变,也不会局限在本体。主体是关系,在思考的时候,它是属于它本身,但它同时也同样是属于世界上其他人的(Cogito,我思,或者就像更晚期在《沉思录》里所说,“我在,所以我存在”,正是点出了重点在于传达:因为,自我存在意识同我们如影随形,它是一个可以投向到任何处的影子:笛卡儿在窗前看到穿着大衣和戴着帽子的人们川流不息;他把小棍放在水中以便观察折射现象;他给瑞典的女王写信讨论所有财产中什么最重要。
    人人如此,我们的存在如繁星,呈现为无数的图像和境况。生活为我们带来了快速的节奏和一些或停止或抓住的瞬间,就像Cogito中所提到的(我还会再回来讲这个)。我们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去依赖,而只有这个,我们触摸到他,并称为“我”,我们把它作为自己的根基。但这个根基也只是一个惊讶的多变的表面、它充满不安,怀疑,就像笛卡儿自己明确表示的。所以这个“我”,在你们面前的那一刻,它是个迷失的根基、不坚固的依靠点、它除去是不安、质疑……什么也不是。而这些也正是一切的出发点,对我而言,我看不到其他的我们赖以依靠的东西了。
    正如你们所知,大多数时候,世界,知识的世界,并不是这样。更确切地说,媒体和政治的世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规划了另一种行为和生存的法则----这种方式不允许你有耐心和空间,去追究细节、去质疑,而是要求机械化地去掌握某项事物。这是一个属于专家的世界,是那些自称什么都懂都能预见的人们的世界;对于那些为不安和质疑所困,那些自由思考的人们来说,这不是他们的世界。这个世界执行某个功能,并与执行其他相同功能或者执行其它职能的人产生某些关系 ---这些本身就是被设定的和限定的;这是一个崇尚结果的世界:评估、控制、接触,而不是一个寻找和相遇的世界。这个世界与变化多端的思维世界(哲学也好,日常也好)的区别令人惊讶。 在这么一个物质蔓延、物质与工具数量惊人的世界,只剩下我们与我们的那些问题孤单地守望。
    这些物质和工具,当然有些对我们有用:有些很古老,有些则是工业时代的产物。我们能马上发现,这些事物各自存在的社会背景大相径庭:有些时候,我们很难去了解新鲜的技术事物,然而对那些旧的事物却可以。我们感觉完全习惯了古老的事物和工具,新的具备技术特征的事物用一种近乎自大的方式代替了旧的事物的存在,最后的结果是,甚至我们都不能完全地控制它们,对它们运行的奥秘,我们知道的太少太不全面。这些事物的能力不可限量,而散发着一种超出了事物本身的更为巨大的迷惑力。比如它们以速不可思议的速度轻易建立一种关系,或者获得信息。这一切都对那些能人和这个讲求效率的世界更为有利,这样,他们之间分工更为分明,并且也把我们和我们熟悉的日常的习惯性的事情永远地分开了。
    在一些活动领域和某些生态环境中,特别是在大城市,这些众多的技术和事物连同它们的审美形式决定着一切,貌似权威的象征。当我们稍微离开了这个环境,或者退居幕后,马上就会有另外的一些事物和另外的一些工具出现。对于那些面临正在进行技术革命而带来物质差异的地方,我们可以选择离开而争取更多的小的空间,然后慢慢地我们发现事物总体上在减少,而把位子最终留给它们中间的必要的一部份。事实上,世界上事物与技术的分配,显而易见,都更多在富有阶级的层面上从而产生了积累或者缺失甚至粘合的效果,有些时候很意外地,几个不同时代的事物互相渗透和碰撞,它们中最明显最激烈的是与人类使用武器有关,投掷石块和无人驾驶的战斗机并存。
    那些种种的反技术论也从而引发了上述的效果,在如今已经很常见了。反技术论是一种反射性思维,有它的历史性,虽然那些主流的怀旧思想削弱这种思维的力度,但反技术论仍有能力提出质疑,但是这并不是我想说的。我感觉,就像魔术----这是我能想到一个适当的词----在深夜里,从电脑或电视放射出一道蓝光(比如,从法国南部的乡村,发一个信息到北京,马上就能收到)--面对这种魔力,有必要谨慎前行,在我们所沉浸的事物中后退一步。这样做只是为了看到这些事物, 反思它们,理解这么多事物的符号、信号、信息、使用方法、它们的特性和如何根据它们的新颖而重新定性世界和世界上的现象,正因为我们能做到这些,世界以后就是我们的了。至少是在可以涉及的领域,我们接触物体的门槛变得更为简单和日常。
    简单和日常,同时也意味着我们会不思索,要思考这些,需要设想一种新的形态,以便观察历史的意义,我感觉有必要回到以前很远古的时候,把我们自身放在眼皮底下,列举一个相反的例子,比如一个完全形成对比的人类生存状况的例子,一种几乎被剥夺了事物和工具的相反情况,我们通常认为这种情况在地球上存在了很长时间。有一个例子我却是最近看到的,书出版在1972年,皮埃尔·科拉特雷斯(Pierre Clastres)所著《瓜亚奇的印第安人编年史》(la Chronique de Indiens Guayaki),这是一位在1972年过早离开我们的人种学家和思想家,在这本书的一个篇章中,皮埃尔·科拉特雷斯提到瓜亚奇(Guayaki)的印第安人只需要两个物品,而不会更多:弓箭和篮子组成这个以猎人和采摘者为主的小部落的社会生活。(这种生活模式在那个时代已经受到威胁,并且毫无疑问,面对现阶段面对那些对森林的砍伐以及来自其他民族的残酷的压力,它早被彻底推翻了。)弓箭为男人,篮子为女人,仅此而已。一种极度的困乏,当然,这是从我们的角度,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是在深邃的亚热带森林中双重融合。
    瓜亚奇的印第安人物质上的极度缩减已经成为过去时,我并不是赞扬这种生活方式的价值,因为这首先是贫穷带来的,赞扬因为贫穷带来的价值,显然有些似是而非,但在回忆和回想这种印第安人和他们生活的空间----森林的关系时,我们能看到一种完整性、一种深度。我试图寻找一种和我们的世界对比感强的图像,特别是在物质总量上和深度上。
    从量的角度,首先,我们上溯到远古文明的积累上,直到工业革命---人类最重要的篇章---包括我们的祖先,都曾生活在物质总量有限的时代,所有的组成——生命、功能、事物----都相对有限,虽然不至于到瓜亚奇的印第安人的极端困乏,他们的确也是相对少物质、少工具、少交换,总而言之比我们现在要少太多太多。瓜亚奇的印第安人相对于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那简直是天壤之别,这种史无前例的量上的不同,体现一种现象,不仅仅是数量上比我们如今所应用的削减,而且是一种距离上的削减:就像很多人发觉并且宣布的,这就是世界化,或者说是全球化,这个全球化的故事当然不是从昨天早晨开始上演的。这是一个缓慢上升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纵观人类历史,它又是如此神速),这有待谱系学家去研究,但可以确定的是,开始于19世纪,之后在20世纪,尤其是最后三十年飞速发展,如果做一些统计学上比较,比如城市和乡村人口的分配,那么今天,大多数的城市或准城市人口显然比乡村人群要高很多---这是一个明显的标志。
          其次,从深度上看,马上,我们就想做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公式,这种海量物质的涌入破坏了深度和完整度。但是我们也会意识到,这证实起来比较荒谬,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我们延续至今的生命缺乏深度和完整性。尽管这是有可能的,事实也如此,但这不是一条严谨的定论,总是有无数的机会,无数失败的人。但我还是可以说,相对远古社会或传统的时代,体制上的深度和现在是有区别的。过去,体制上体现的主要是一种集中和集体行为(这也是为什么宗教,在不同的形式下,既是接受事物的入口,又孕育着输出),而在今天的体制主要体现出来的是分散和个体(除非在那些宗教仍然是一种动力,是集体生活中的灵魂的地区)。这种分散是一种需求,但同时也是一种诱惑。娱乐就是这种诱饵下应运而生的。娱乐,是对深度的稀释,和以前我们的精神恰恰相反,它只是一种现代的视角,娱乐被规划和被消费,从而再投入工作中使用,马克思把它叫做劳动价值回收。
    一个工作被规范和娱乐被限定的社会,处在专业人群体制约和控制下。结果就是,一个缺乏深度的世界,经验,即一种有深度的经验,被取消,甚至禁止,随之而来的是充分有利于全球化世界崛起而产生的充满威胁性的现象。并存,或是反对,不要忘记,这样的社会是强制集体化的、紧张的、宗教的、民族主义的。所以,这是一个双刃剑,拒绝经验,曲解对深度的认识,也是思想的毁灭。
            
    现实就是这样了,但是对于幸福,我们还不能止步。另一些道路还存在,那些追求物质的途径,这条路上还可以维护某种经验。怎么去描述或者定义?很难。一方面,相反于科学上的经验,我们不能为人生的经验建立一个标准,它没有格式。同时,另外一个方面,它也不能作为一种盲目冲动的后果,那么它们是什么,如果我们仔细考虑, 这些物质经验追求的只是一些在大众娱乐程序中的某些奢侈的简单变化。
    我重新回到森林的例子里,这回是赤道森林。不是因为我对这个领域有什么情节,因为它们呈现出是一种非凡而令人震惊的受保护的地带,这段时间我所遇上的例子的使我非常难忘。当然这是关于一种超乎寻常的经验,而且这种经验还用一种异常清晰的方式定义了什么是经验。这个故事得益于一位当代的艺术家,他的名字是洛泰尔·鲍姆嘉通(Lothar Baumgarten)。事情是这样的:这位艺术家,好几个月长期居住在雅诺玛密族部落中研究雅诺玛密族(生活在奥里诺科河上游,在巴西和委内瑞拉交界处,亚玛逊森林深处)当中,他有了一个想法,这是在70年代末,他给了部落中的人一些纸张--他们之前从没见过纸张---艺术家要求他们在纸上随意作画。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看到了奇异的事情,一些节奏,一组无穷变化的彩色节奏,通过波浪和标点,有时画面紧凑,有时则留有空间,很少有线条,只有符号,一种类似舞蹈的符号,很接近印第安人在身体上作画的动机,但就是因为这种新的载体-----纸张,这种经验而得以实践,被当地族人经历,看到,感受到,就像是一种幸福。这是一种发现的喜悦,对于他们,对于我们,仿佛世界的开始。
    不仅仅是因为画面优美,而更是因为这是一些直接的痕迹,或者说一种存在世界方式,一种生动的敲打。与其说画出有鸟、有树木、有雨水的森林,他们用一种我们可以理解的方式记录,就像是一些有创意的线条,或者是一种既是画既是字的符号,这些信号发送给我们,就像我们使用象形字或者字母系统,这完全是语言学层次了, 而不仅仅是一种交流或是标记。它是一种音律,为世界而伴奏。
    这就是我看到的(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因为这些画作现在在德国的一家博物馆做永久馆藏展出,在德国艾森,Essen)---洛泰尔·鲍姆嘉通,这很重要,他没有把它们像其他任何的创作作品一样放在艺术市场上,而是把它们整理在一起,为了让人们见到,连同他在雅诺玛密族日常生活的工具和居住期间的照片展出。这无疑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太遥远了:我们还没这么年轻,我们已经不是在清晨,或者说是世界开始的阶段,尽管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冲动力,就像在如今的中国,中国既在古老的历史文化中占有不可磨灭的一席之位,但另外一个方面如同赫拉克利特(Héraclite)-——西方最古老的哲学家所说“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我们在何处,时代就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些遥远的印第安人画了一些没完没了的线条,而通过一位艺术家的引进,带到了我们的世界。他的贡献就是展示出一种由遥远人群创作的真正的经验,当我们接触到它,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进入这些作品,能成为我们自己的经历-----起码这是给我带来的效果,一种强大的力量:一种回应了文字的阅读,艺术家曾经是证人和接替者,那么整个过程是:发现和变化,在物质世界中标志出自己的一条道路,沿着它行走,不管遇到什么。
    还有一个新鲜事, 就像我刚刚所举的瓜亚奇的两件事物的例子里,我也曾经在一种穷困的情况下用过最低标准的工具,那是:很少的东西,很少的参与工具,只是简单的笔、纸、一个思想,但是生活继续。这段经历让我想到几乎发生在洛泰尔·鲍姆嘉通这段经验的同年代,一场艺术运动在西方产生,在意大利,叫做贫穷艺术(arte povera),年轻的艺术家们使贫穷走出自己生命的道路,他们走出了学院派的艺术,用一些没有任何价值的材料,几乎什么原材料都没有就开始做雕塑。他们开始走向物质积累和差异的另一端,创造一些新颖的内容,一些令人费解的结,这样引起别人的兴趣,就像大地艺术,他们是一种对基础元素的回归,是对庄重和学院化的一种革新,甚至是对它们的改装。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一种解放,通过一系列艺术行为的中介,注意力直接聚集在了物体本身,材料本身,而这些载体之前人们毫不关心,因为这些事物被认为是如此平常,如此穷困,如此不足一提。如果我们再去看这些作品,贫穷艺术或者其他的形式,所有的艺术形式回归到一种特质,这就是在最近的十年中发生在摄影和摄像领域的,我们发现的,没有任何一件事物是微不足道的,一切都有价值,在事物存在的所有形式中,所有的物质载体都可能被抓住的,我们只需直接地记录它们存在的形状,留下标记。
    既然说到此,现代化进程上最艰难,同时也是最简单的,就是注意力这个观念。注意力要求一种用心的体会,为注意的对象担心,是一种着眼于事物的运动,这并不意味着事物简单地为你带来喜悦,好处或者排斥,而是你对事物的尊重、认可、惊奇。这种领悟和它所带来的张力在人类的传统中随处可见,比如远东,我提到它,不是因为我现在面对你们,而是因为这是被证实的,这段文明是最意味深长,最有内涵的,但在当今的人们变得涣散、不可等待、没有耐心。 《人不会再与自己对话 ----宇宙也在说----所有都在说----无边际的言语》这是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写下的----在我看来他是德国浪漫主义最伟大的诗人----在19世纪初,他就使我们在他的思想中听到了这样诗句,他的思想告诉我们,给我们告诫,不是对本宣科,而是一种激励的话,激励我们在超越这种在我们周围被世界反复重复的《无边际的言语》, 而宇宙中的事物,事物之间的关联,显然这是被全球化世界所遗忘的。
    我说过,没有教条,没有规律去倾听这些语言,这些语言使所有语言的的源头蒸发掉了, 但是有一些条件可以让我们变得更为随意,第一件事情就是以一种缓慢姿态的出现。不要把缓慢当成一种价值标准去树立,不要把缓慢相对迅速一样定义化,在我们的时代中没有这么简单。迅速和缓慢都没有“价值”,这只是一些功能、条件和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迅速是一种快乐或者是一种必要。但缓慢使得我们的视觉更为开阔。缓慢,就如同我们在时间的马背上走下来,而是为了看看路人,或者观察一下,我们拥有的不仅是奔跑、脚步,还有停下来。慢是在时间中获得经验最短的路径(也是最迅速的!)。在所有的文明中,如果大江是可以代表时间的图像,但是需要在这个图像的尽头,停下来,像看电影一样看这条大江,一部关于时间的电影,才能看出水流的湍急还是曲折,有没有旋涡,它的过程并不只是单一不变的流动,不是匀速从未停止,而水流也有急有缓和,有重叠并且纷繁混乱。
    相反,存在着一种敏感易碎的,被规划、分配固定到单元的直线时间观念,这种观念已经取代了我们曾经的那种流动的时间的观念,旧观念中的时间和宇宙日月、季节变化相联,这种新的观念因为一些更有功效的机械的运用而开始盛行,同时也伴随着劳工工作加强。在工业化时代,资本社会,或者是其他多产的制度里,劳工的形式正在与剩余时间、闲人、沉思的活动进行一场真正的较量。而这种新观念将持续统治着世界。它对于生命带来的沉重就像是钳子一样,尽管它在表面上有骗人的假想,而削弱了它的沉重,但这始终是巨大的。缓慢节奏的需要,就像是缓解钳子的压力,弱化时钟上的时间对我们的统治,不仅仅是释放了自由的时间,而且是释放了时间本身,也就是说给我们带来了通向自身完善的通道。“真正的时间”不是轰轰烈烈,无时无刻的,而是一个展开的节奏和速度,是张驰有度,有反复,有悬念的。
    当瓦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在1930年说他和他的当代人所缺少的是“界限的经验”。他那时已经生活在这种新观念中了,面临着来自时间自由和居住拥挤种种客观条件带来的对事物的遗忘。通过“界”,他感受到的是某种与“界限”完全不同的东西。“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过渡段,一个时间的停止,接下来的是一种运动。“界”准确地说代表给时间一些时间去澄清,拨乱混杂而体会事情的深度,同时我们毫无困难地意识到,实际上每一个存在,在他所属于的时间里,对于我们来说,界需要我们停下来等待后面的事情,同时而向着他的存在,不断超越,
    这种对每个事物的慎重思考,注意到它的区别、弱点、真实性,是一种我们应该持有的尊重,这不是一种祝愿或是道德或者伦理上的告诫,也不是攀上神秘台阶上的几步走,而是一种必要。世界没有意识地被燃烧和被消费下去,疯狂地改变着今日。开支已经到了一种疯狂地地步,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已经触及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点。这不仅仅是在家里或者国家在贫困时期,我们应该“节省开支”,而是应该把生活和工作中所有的所有重新定位。孤立那些处于世界中间的认为组织形式是好的的能人,每天每处都观察地球的缺点,世间的裂痕和那些不公正,记录并且我们能做到是,我想对您说,就像森林中的印第安人用一张纸发现了幸福,我们也应该发明更多新的游戏的载体,和它们一起不断开放,不断超越界,一页又一页,拓展值得令人怀念的空间,并传承下去。
    如果我们不放弃迷茫、自我武装和成长中的自负、控制力和成绩,我们无法完成这种超越。相反,只有我们接受---这也是最难的和最严格的---永远自己把自己当成是学徒,在自己的行业、工艺、或者是生活状态中拥有并保持学习的心态。最终把所有赌注都倾注在研究和对知识需求上而爆发。现代艺术中一些先驱者经常在他们的的宣言中这么说。我只举一个例子,一个我知道得最清楚的:作家不是当他们写的时候,告诉他们的语言该如何表现,而是他们每天都在学一种语言,不断推翻、更改、揣摩、和实际生活相协作。与任何活动,任何创作一样,之后,他们同样会离开,我认为在所有活动和艺术创造中,这是一种价值,哲学家和诗人们认为回归、持续、扩散是开放所具备的。开放,永远不会是一个大写的名词,肯定不是一个封闭的领域---开放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只需要放慢脚步,开放的时刻会自然到来。
    我今天很高兴能坐在台上与这么多的同学交流。我想先介绍一下这次中国之旅与我一路同行的朋友奥利维叶.罗兰,他是一位作家。我们这二十多天来一直在中国行走,我们到了很多地方,在很多的场合以及很多所大学进行演讲,经常是我一站他一站。他的新书《纸老虎》的中文版9月也要在中国上市了,欢迎他。
    孟湄:今天论坛的嘉宾吴教授、巴伊先生和罗兰先生在自己各自的领域:语言、哲学和文学界都是非常出色的学者。我认为今天的嘉宾对谈将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对话,因为这是中国和西方两个世界的对话,就像我们的主题“咱们和世界谈谈”,这也是两种文化的对话。刚才巴伊先生演讲的时候说到“每一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因此我们也可以将这场对话看做是三个个体的对话。
    我想在座的同学可能没有办法把刚才巴伊的演讲马上消化,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演讲对世界的看法是全新的。所以我在这里总结了几个关键词,然后请几位嘉宾围绕这几个关键词展开对话。
    下面我来说一下巴伊先生这次演讲的几个关键词:开放、慢行、思索、怀疑、个体生命的独一无二、注意力、不安和对兴趣的追求。首先我把话筒给吴教授,请他来谈一谈对这几个词的看法。
    吴泓缈:其实我和同学们的处境是一样的,刚刚听完巴伊先生的演讲,现在还在消化中。但是我觉得其中“慢行”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尤其是“慢”这个字。实际上由于我们当今网络的发展,什么事情都可以在网上完成,比如说我刚刚结束的假期就在网络中度过了,在网上购物、了解时事等。回想起来好像我这个假期什么都没有做,显得生活好像完全没有意义、没有实质。我对我的这种生活方式到底有没有像哲学家那样进行反思,或者去思考怎么做才有意义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就是“个体不可复制”这个论题,因为对我来讲,我以前是对此感到惊奇的,我和我的法国朋友聊天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谈起来一条命换十条命的问题,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可以理解受的对不对?但是对西方人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每条生命都是不可复制的,一条命和一百条命的价值是等值、不可互换的,每个个体都是无比珍贵的生命。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可能说为了救一百条命而去牺牲某一条生命,这种概念对西方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以上是我对刚才巴伊先生演讲的一些看法。
    孟湄:感谢吴教授的发言,接下来我把话筒给罗兰先生,让他从他个人的角度,从他在中国这大半个月的所见所闻所感,谈谈他的想法。
    罗兰:我想讲讲我在刚才演讲中关注到的问题。一个就是演讲最后一段提到的“注意力”。我想从我的个人经验出发,作为一个小说家,我个人和写作的关系以及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我的工作是写字,我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打造出好的文字、好的文章和好的小说。在这个方面,我想引用一位法国作家乔治.贝雷克(George Perec)的小说《生活,使用指南》的故事。这部小说主要讲的是当我们面对生活的时候,要不断地观察观察再观察。要做观察,作为一个作家来讲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去倾听、去感受、去将自己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上面。有很多的作家、哲学家,也许在地域上他们并没有走的很远,但是在精神境界上却走的很远。比如说我们这次来中国旅行,我们两人都用我们的全部精力去观察、去倾听,我觉得这种观察、思考是一个作家的基本功。
    作为我们两个写作的人来说,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合适,我们是反对所有的普遍性的,因为在我们的世界观中,世界非常复杂是不能用一些普遍性来概括的,因为每一个个体生活都是无限复杂的。下面我举两个例子说明我们如何通过文字、通过思考来关注这个世界。第一个例子是荷马史诗《奥德赛》,里面讲到尤利斯结束十年的流浪,历尽艰险终于回到了故乡,但他回到故乡的那一刻发现在这十年中他的家乡父老已经认不出他来了,但是他的狗却将他认了出,在那一刻,他的眼睛留下了一滴眼泪。在我读到荷马史诗的这个情节后,想到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人在工作生活中这么细心地观察,想找到一个独一无二的词语去表达当时那一刻的感动,这是我们所追求的一种境界。第二个例子是一位俄罗斯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他写了一部作品叫《生命与命运》,书中讲到一个漂亮的女人被关进了集中营,受尽了所有的磨难,但她始终抱着有一天能够离开集中营的希望,同这个相比她在过程中受尽多大的苦都无所谓。可是当有一天她从一个集中营看守的房间听到了她过去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后,她流出了泪水,因为她感到她再也不能走出这个集中营了。我觉得我们做语言,做思考,观察世上千千万万的事物,从中找出最最独一无二的词语来描绘出一个从未有过的场面,来表达出我们心里的感受。
       
              巴伊:吴教授刚才提到数量,数量对我们今天生活环境起的作用。我们这次的中国旅行真是被数量掩埋了。比如昨天下午我们做了两次轮渡,这对我们是非凡的时刻,因为穿越长江看到两岸的景色令我们十分感动,如此多的人流,如此多的车辆,这个景象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我的太太也在座,她是一位戏剧家,他的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中国人,之前我们去阿根廷参加阿根廷戏剧节导演了一出戏,名字叫“我们在想象的中国里旅行”。在没来武汉之前我觉得武汉是一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认识一位法国的华裔演员,她是武汉人,所以对我来说,她就是武汉,武汉的形象就是个固定的形象。我们平常说下雨就是下雨,但是每场雨落下来,是由几十亿、几千亿的雨滴构成的,而这些雨滴会落在不同的人身上,落在我脸上的这滴雨与广义上的雨的意义是不同的。这滴雨落在我脸上的时候我会知道下雨了,但是这滴雨不能代替所有的雨水。对我来说这个困境就是我看事物永远要看两个方面,雨和雨点,武汉和武汉的人。所以我想我今天和大家在一起讨论的意义就是,我们永远在想一个宽泛的词语后的个体,我们永远在宽泛性和个体性之间穿行。这个旅行时有意思的,也就是说今天面对大家是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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