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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教材] 戴季陶 日本论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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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用户从未签到

发表于 2010-3-24 15: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书名: 日本论
  • 作者: 戴季陶
  • 丛书: 日本论
  • 页码: 165
  • 书籍格式: PDF 
  • 出版时间: 不明
  • 书籍大小: 2.06
  • 书籍清晰度: 清晰版 300dpi或者同等效果
  • 书籍便利度: 详细书签和文本层
  • 书籍完整性: 无封面,版权页,正文和目录完整
  • 书籍内容提要: 本书阐述了中国人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神权的迷信与日本国体、日本人与日本文明、武士生活与武士道、军国主义的实质、国家主义的日本与军国主义的日本等,有助于读者了解日本的国情、民族性格及其风俗习惯。
  • 本帖最后由 mse984 于 2015-1-21 12:54 编辑

    附件请看3楼的附件,谢谢3楼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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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用户从未签到

    发表于 2010-3-25 16:1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mse984 于 2010-3-25 21:34 编辑

    要说局限性,恐怕是49年之后更甚,原因无他,意识形态之枷锁耳!
    另,在此上传解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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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的每日心情

    2019-8-17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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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9]以坛为家II

    发表于 2011-2-11 20:12 | 显示全部楼层
     戴季陶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后来任职于《上海日报》,后任《天铎报》总编辑。   1911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创办《民权报》。   1912年9月,戴季陶被孙中山任为随从秘书,直到1925年3月逝世。   1917年任护法军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元帅府秘书长。   1919年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     戴季陶
    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和宣传部长。同年5月又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4年11月随孙中山北上。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积极从事反共煽惑活动。6、7月间,连续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小册子,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歪曲和篡改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形成了所谓戴季陶主义,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等人篡夺革命领导权提供理论根据。   1927年,积极参与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8年以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   1948年6月改任国史馆馆长。   1949年2月在广州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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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用户从未签到

    发表于 2011-3-8 16:17 | 显示全部楼层
    戴季陶(1891~1949.2.11),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早期干部和理论家。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名传贤,字季陶,晚号孝园,笔名天仇。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
    戴季陶(1891-1949.2.11),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晚号孝园,原籍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市),生于四川广汉。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的理论家,曾受到孙中山器重。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周刊,对社会主义和劳工问题作过一些研究。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长,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长等职。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同年先后发表《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文章,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国民党右派的“理论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1948年6月改任国史馆馆长。1949年2月在广州自杀。
    编辑本段人物事迹
      戴季陶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后来任职于《上海日报》,后任《天铎报》总编辑。   1911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创办《民权报》。   1912年9月,戴季陶被孙中山任为随从秘书,直到1925年3月逝世。   1917年任护法军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元帅府秘书长。   1919年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
    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和宣传部长。同年5月又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4年11月随孙中山北上。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积极从事反共煽惑活动。6、7月间,连续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小册子,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歪曲和篡改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形成了所谓戴季陶主义,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等人篡夺革命领导权提供理论根据。   1927年,积极参与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8年以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   1948年6月改任国史馆馆长。   1949年2月在广州自杀。[1]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1905年,14岁的戴季陶赴日本留学,在日本大学(前身是日本法律学校)读法科,在那里认识了蒋介石,日后戴季陶将自己的亲儿子过继给蒋介石,也就是蒋纬国。1909,回到上海。时值晚清,投奔江苏巡抚瑞澄,被任命为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瑞澄奉旨调升湖广总督后,戴季陶没了靠山,辞官另找出路,逐步投向革命派,先当上海《中外日报》记者,继而转入《天锋报》,写出大量的反清文章。几个月后,19岁的他,成为《天锋报》总编辑。清政府已盯上了他,下令拘捕,以致他立即逃到日本躲风,还进了同盟会。回上海后,在《民权报》上写下大量反袁世凯的文章,被袁世凯下令“提究”———关入牢狱。他这时才懂得:“百万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枝毛瑟(枪)。”被营救出狱后,便直接投身反袁斗争,协助黄兴起义。最后,还在孙中山身旁,当上秘书。陈炯明叛变时,戴季陶劝蒋介石立即回广州,保卫孙中山。   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杀》一文   1912年5月,财政总长熊希龄签订《监视开支暂进垫款章程》。舆论大哗,群起攻击熊希龄卖国。5月20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署名"天仇"的短文,题曰《杀》。全文曰:"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入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儿,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荣誉之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   22日,午后4时,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为由,拘捕戴季陶入狱。同牢监犯问戴季陶因何被捕,戴慨然说:"苍颉造字累我,鸦片条约病我","我住租界,我不作官,我弱,我为中国人,有此种种原因,我遂此矣"。当晚,其妻子探监,勉励说:"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翌日上午,此案开庭审理,戴季陶被交保释放,改期再审。   许多人没有想到,戴季陶还是“五·四”期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1919年继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戴季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他撰文批判有人企图压制思想解放,说:“翻译马克司(思,下同)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又岂是能禁止的吗?”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甚至说:“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但党成立的时候,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不能成为共产党员。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后来直接充当蒋介石的“文胆”和幕后参谋。   1926年,戴季陶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为此也作出过相当的努力。1928年2月,又被提升为国民党宣传部长,10月,当上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一当就是20年。他还经营了童子军,在中国发展了50万成员,写下《伟大精神》、《同舟共济歌》、《日行一善歌》等歌曲,在当时非常流行。   1936年,戴季陶代表中国政府率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到德国参赛,开幕前见了德国元首希特勒,和他谈话20多分钟。事后,游历了欧洲,五个月后才回到中国。西安事变之后,他认为对张学良、杨虎城应坚决开战。与何应钦不同的是,何是为了自己取而代之,而戴是为了蒋介石的安全。但宋美龄和孔祥熙主和,力陈利弊,戴季陶最终也改变主意。这年12月14日举行的高级会议上,戴季陶在休会时,出其不意地向与会者磕头,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说完又叩了一个响头,退了席。与会者都看见这一幕,特别是反对和平手段的人,知戴季陶转了向,也不再提反对意见了。   抗战开始时,戴季陶坚决批判国民党内的亡国论,指出离开南京最多十年八年,一定会重返的。他写信给儿子:“被欲并吞中国破坏中国之企图,其失败将尤有甚于拿破仑之末路者……中国之前途决不悲观。”所以,他西迁重庆时,虽有大小六辆汽车随他,但除带个人铺盖衣服外,其余个人的东西都不带,已放上车的全部取下。结果,匪盗把他家房子一火烧光,片瓦无存。   1941年2月的戴季陶
    1940年,他奉命代表国民党出访印度,见到了尼赫鲁、泰戈尔、甘地等名流。   抗战结束后,戴季陶劝蒋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东北,但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后来的局势就不是蒋介石所能控制的了。当戴季陶的亲朋好友来祝贺抗战胜利时,他竟然一反常态:“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1948年7月10日,戴季陶毫不犹豫地卸下扛了20年的考试院长的职务,考虑到蒋介石的面子,改任国史馆馆长。   当陈布雷自杀时,戴季陶非常看不起他。但三个月后,戴季陶也走到了尽头。当时广州的情况并不稳定,虽然这里成了国都,如1949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广州那天,二沙头空军大码头招商局的“利104”号铁轮大火爆炸,烧了三天,损失飞机油6000余桶;2日,粤汉铁路南段三条铁路工人罢工停车,因为工资低;3日,电报电话加价,电报每字5元,电话加四倍,而书价加180倍……   戴季陶自1月到广州养病,就得到李士梅医生的医治。初来时情绪尚可,有时还异常矍铄,1月27日薛岳在中山纪念堂开欢迎会,戴季陶还致辞,离开纪念堂时,见石阶上有颗烟头,还亲自拾起扔别处踏熄。但过后几天心情又不好了,据《广东商报》报道:“因鉴于内战苦无了期,民生日形痛苦,忧心过度,病势反而加剧。”他虽住在广州东山的广东省政府招待所———东园(在今中山一路广州铁路局一带),但睡不安。最严重的是,他常靠吃大量安眠药入睡。早在1948年9月和10月,因寝食不宁,两次吃了过量的安眠药,都被及时抢救而苟延残喘。也不知什么原因,戴季陶到广州不久,就将十一个平时拜佛的用古铜铸造的千手观音,亲自送到六榕寺,放在觉皇殿中,还和殿中佛教会同仁胡毅生谈禅,话中提到,不久自己会脱离此恶世,好像预知死期将至。2月11日,事情终于发生了。据他的后妻赵文淑说,戴季陶随国民政府迁都广州后,早已闭门谢客。即使国民政府开会,他去了也只是带双耳朵,从不发言。一个心思始终萦绕脑际———不想去台湾,希望回成都。他知道那里才是故乡,所以终日躲在宾馆的房里。孙科来广州后,在东园看中了戴家的房子,先是商量,但未等答复,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一处,那里原是市配售处副处长蔡国英居住的。戴季陶见新安排的三幢二楼十九号的房子简陋,大为不快,说:“孙科太看不起我了。”这晚,他更不能入睡,长期以来的心神不定,在这晚达到了顶峰,只有不断地服用安眠药。   知道戴季陶身体不适,在东园住的监察院长于右任尽管有急事到上海,而且已经上了到机场的小车,接电后还是下车到戴季陶的房间。据当年报纸报道:“于院长紧握戴先生的手,觉已冰冷,气息奄奄,不禁潸然泪下。”半夜两点钟,戴季陶还到过妻子的内室,说:“已经吃过多次安眠药,还非常亢奋,头脑胀痛如裂,比死还难过。”赵文淑劝后,自己先睡了。   第二天上午,已到起床时间,仍未见戴季陶起来,家人进房一看,发现戴季陶作侧身卧,面色赤红,鼻际尚有微息喷出,家人立即打电话让医院派人前来医治。9时许,政界要人和军界人士齐集房前,见戴季陶没有动静,只好肃立。10点后,戴季陶气息已绝,但“神色自若,面无戚容”。医生宣布,戴院长服药过多,施救无术,已经逝世了。广州卫生局长朱广陶说:“这次是中大第二医院派内科吴主任和李医生前去救治的,但10点过后他的脉搏就停止了。” [2]
    编辑本段追随孙中山
      1902年,戴季陶入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受老师徐炯影响,倾向反满。1905年赴日本,入师范学校,1907年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1909年回国,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主任教官。次年到上海,任《天锋报》主编,因鼓吹反清革命被追捕,亡命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任《光华报》编辑,加入中国同盟会。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戴季陶一边与沈玄庐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一边与蒋介石在交易所从事证券交易。1920 年5 月,戴季陶、沈玄庐、邵力子参加了由李大钊等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将《星期评论》作为研究会的宣传阵地,大量发表了会员们研究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苏俄政治制度的文章。该刊在全国学生群众中很有影响,成为当时与《新青年》齐名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学生和工人经常有很多人投稿,就连陈望道所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是由《星期评论》相约的。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其成员后来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研究会里除戴季陶没有加入外,沈玄庐、邵力子都成为该小组成员。但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不能背叛孙中山而加入其他党派。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而驰。   1922 年,戴季陶和蒋介石做的股票投机生意遭遇惨败,他在回四川的船上,跳江自杀,幸好被船员救了起来。戴季陶只好再赴广州投奔孙中山,孙中山重新把他招为自己的贴身秘书。1923 年,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不久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这时候却成了坚决的反共派。他力谏孙中山,不要搞国民党改组,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养虎遗患,只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必然“启他日之纠纷”。   1924 年1 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戴季陶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编辑本段辅佐蒋介石
      1925 年3 月,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左、右两派围绕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产生的分歧和斗争日益尖锐,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等人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   戴季陶以孙中山思想正宗传人自居,提出了要清除共产主义思想的所谓的“纯正的三民主义”。他看中蒋介石的政治才干,有心做辅助李世民的徐茂公,为蒋出谋献策,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在国民党右派的攻击下,立场忽左忽右,引起共产党内部大混乱。先是主张所有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撤出,之后,又主张全面服从国民党。国民党右派步步进逼,抛出“整理党务案”,捏造“中山舰事件”,加紧对共产党员的全面打击和迫害。毛泽东等人被撤销国民党中央领导职位,共产党员被一一清除出国民党。   1927 年4 月12 日,蒋介石公然举起反共大旗,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戴季陶积极参与策划“四一二”政变,他为蒋介石制定了《离俄清党谋略纲要》。   1927 年,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后,戴季陶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府委员及考试院院长。
    编辑本段逐渐失宠
      1935 年,蒋介石的授意教育部长王世杰召开会议,布置汉字简化的有关事宜,委托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这项工作。1935 年8 月,王世杰以教育部的名义,颁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并通知各印书馆。不料,因事没有参加讨论简化文字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得知此事后,跑到蒋介石办公室大吵大闹,说简化汉字十分荒谬,破坏了中国文化,还说教育部趁他不在京,讨论这么重要的事情,是有意回避他。   蒋介石虽做解释,但戴季陶不听劝,甚至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如果教育部不收回《简体字表》,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任何会议,他一概不参加”。此后的3 个月里,戴季陶拒不参加国民党的会议,也很少过问公事。蒋介石碍于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又是至交,只能做出让步。1936 年2 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简化字的命令。   西安事变爆发后,戴季陶支持何应钦等讨伐派,力主派大军平定张杨,与宋美龄发生激烈争吵。宋美龄陪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发表了回忆录,不点名地批评了戴季陶。回忆录是以宋美龄的名义发表,但代表了蒋介石的想法。此后,蒋介石不再事事问计于他,也不像以前那样无话不谈。
    编辑本段政治生涯晚期
      戴季陶逐渐失宠于蒋介石后,身体也每况日下,患上了神经衰弱症。抗日战争胜利后,戴季陶郁郁寡欢。他认为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壮大,会取而代之国民党。为此他向蒋介石进言:“今兹倭寇降而共匪炽,正与捻匪当年局势无殊,故战后艰难将十倍于战时,不可掉以轻心。”他极力反对国共谈判,曾对蒋介石说“切不可视共产党为合法之团体,匪首为正当之人物,言论为正当之道理。”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从进攻转入防御,败绩接踵,继辽沈战役大败后,又在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中一败涂地,八百万精锐丧失殆尽。戴季陶忧心如焚,向左右哀叹:“时局日下,衰病之身,毫无所补,每一念及,则深惶汗。”1948 年12 月28 日,戴季陶登机飞往广州前曾到考试院怀旧,悲痛难禁,唏嘘涕出:“这一去,不知何日重又来?恐是不再矣!”。   戴季陶身在广州,心系时局。期盼局势好转,但事与愿违。1949 年1 月21 日,蒋介石,被迫下野,辞去总统职务。蒋介石下野后,在家乡溪口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遥控时局,确定台湾为“复兴基地”,布置党政军要员撤往台岛,通知戴季陶入台。戴季陶一口拒绝:“不去了,但愿回四川老家以竟终年,伴父母于九泉,尽人子之责。”   1949 年2 月10 日,他对秘书说:“国军难以据守西南,四川必为共产党所得。他们不会放过我,我也不甘当他们的阶下囚。”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既不愿随蒋介石残喘台湾,又怕成为共产党的俘虏。1949 年2 月11 日,戴季陶吞服安眠药自杀。   蒋介石12 日得到戴季陶自杀报告。据蒋经国日记载:父亲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嘘唏。对于这位盟兄不愿随他去台湾,蒋介石颇为不满,但较之那些“临难变心”投向中共的“乱臣贼子”,使他尚感欣慰,故而在挽词中称赞其“才识恢宏,勋尤懋著”。
    编辑本段相关轶事
      戴季陶曾在给日本好友梅屋庄吉的信中坦承蒋纬国并非蒋介石之子,而是他的儿子。   汪士淳(蒋纬国传记作者)说:“有一天,他(蒋纬国)跟宋美龄见面以后夫人说,你可以在我的书房里面看书。他有一天翻到一本书,一个美国作家写的。写的是那个就是蒋家的事情。其中提到一点就是说,就是说,蒋介石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少尉其实不是蒋介石亲生的。他看见觉得很奇怪那他又不敢问他,问蒋介石。他反过来就去问他,一直口中一直叫的亲伯的那个——戴季陶。”[3]
    编辑本段个人影响
      戴季陶书法
    戴季陶酷爱读书,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理论功底。他早年的理论活动多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书籍的翻译、评述,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由日文译成中文,为国内读者了解和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书。这正如他自述的那样:“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研究工夫。”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他的思想曾一度有很大的转变。他还代为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戴季陶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1945年版易名为《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系统提出了“戴季陶主义”,成为中国国民党官方学说的主要理论依据。   戴季陶认为,三民主义就是“民生哲学”,“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仁爱即民生哲学之基础”;断言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认为孔子“把古代文化,用科学的方法从理论上整理起来,成为一种学术的文化”,孔子“组织了一个民生的哲学”,这个哲学可以从两部分来看,“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论。一部是《大学》,是他的方法论”,孔子思想也可称作“社会连带责任主义”。进而提出,孙中山“实在是孔子之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戴季陶从与孙中山“互助论”相矛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论出发,认为人类生存的欲望“都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以此反对唯物史观、社会革命论的阶级斗争学说。   戴季陶的论著还有《青年之路》、《学礼录》、《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价值》等,后人编有《戴季陶先生文存》。
    编辑本段人物作品
      戴季陶是《日本论》的作者。《日本论》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概念体系,却凭着对日本入木三分的了解和通透的见识,删繁就简,直取日本文化的神韵。当年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高度评价《日本论》,认为它既做了日本人的律师,又做了他们的审判官,而且是极公平正直的律师审判官。   《日本论》一上来就拿日本的神权迷信开刀,从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这一普遍的精神现象中,戴季陶看到了日本神道的特殊表现形态:神道与日本的国体有一种宿命性的连带关系和与时俱进的力量,犹如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发挥作用,起着凝聚整个民族的作用。面对这样一个令人生畏的存在,戴季陶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看到,日本直到现代还没有完全脱离君主神权的迷信,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后来发生的一切,完全证实了戴季陶的判断;另一方面,正是这种神权迷信,构成日本人“自信心”与“信仰力”的核心,在鼓励全民团结一致、奋发进取上,起着任何东西都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为日本在国际生存竞技场上争得一个优先的位置。而一向以老大自居、不思进取的中国,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品质,最后终于陷于悲惨的绝境。[4]
    编辑本段崇高的救世精神
      戴季陶先生,曾基于药师佛的十二大愿,而自发下列十二大愿:   第一遵行世尊本愿,政本优生,教重安养,使一切人民,身心美善,相好端严。世尊第一本愿,如实成就。   第二遵行世尊本愿,培植德本,发扬慧力,使一切人民,本力充实,光辉普耀。世尊第二本愿,如实成就。   第三遵行世尊本愿,广行四摄,勤修六度,使一切人民,自他方便,万事咸宜。世尊第三本愿,如实成就。   第四遵行世尊本愿,服务社会,尽瘁人群,使一切人民,咸归大乘,舍身救世。世尊第四本愿,如实成就。   第五遵行世尊本愿,精严戒律,调伏身心,使一切人民,身口意业,咸归清净。世尊第五本愿,如实成就。   第六遵行世尊本愿,政重卫生,业励医药,使一切人民,凡有疾苦,悉得救治。世尊第六本愿,如实成就。   第七遵行世尊本愿,普设医院,广施药品,使一切人民,孤苦贫穷,悉离病厄。世尊第七本愿,如实成就。   第八遵行世尊本愿,立法施政,尊重女性,使一切女子,受平等福,离百恶恼。世尊第八本愿,如实成就。   第九遵行世尊本愿,树立正法,降伏邪见,使一切正法,并育并行,永离缠缚。世尊第九本愿,如实成就。   第十遵行世尊本愿,改良刑正,实施感化,使一切人民,不触法网;即有犯者,在狱获教,出狱获养。世尊第十本愿,如实成就。   第十一遵行世尊本愿,政重民生,普济民食,使一切人民,饮食供给,无有乏少;更施教育,培其智德,令生安乐,不遭苦难。世尊第十一本愿,如实成就。   第十二遵行世尊本愿,衣住行等,一切施为,决依总理遗教,尽力推行,生产分配,咸令得宜,使人民生活所需,无有不足;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五福俱全,文明鼎盛。世尊第十二本愿,如实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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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2]偶尔看看I

    发表于 2015-1-20 13:16 | 显示全部楼层
    赞同六楼。关于日本方面的书籍推荐:-----戴季陶的日本论;-----小泉八云的日本与日本人;----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看了这三本书之后大体上对日本民族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本人手上的海南出版社的〈日本论〉编辑者钟叔河、袁大川也在序中说,以人废言,戴季陶当属此列,但他的作品,只针对日本,没有关涉国内政治。
    至于蒋百里的作品,过于粗陋,有纲无目,与戴的就差许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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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2019-8-19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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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10]以坛为家III

    发表于 2016-1-20 19:1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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