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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类] (清)周寿昌:思益堂三史校注(光绪刻本 1884),dj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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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11 21: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书名: 思益堂三史校注
  • 作者: (清)周寿昌
  • 丛书: 无
  • 页码: 2104
  • 书籍格式: DJVU 
  • 出版时间: 1884
  • 书籍大小: 115M
  • 书籍清晰度: 清晰版 300dpi或者同等效果
  • 书籍便利度: 无书签
  • 书籍完整性: 完整
  • 书籍内容提要: 思益堂三史校注包括《汉书注校补》56卷(8册)、《后汉书注补正》8卷(1册)、《三国志注证补遗》4卷(1册)。
  • 本帖最后由 funingliu 于 2009-2-12 13:41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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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2-11 22:0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funingliu 于 2009-3-13 20:48 编辑

    这三本书在《二十五史三编》中有收录,但电子版的书字太小又模糊,不易阅读。现在上传的是大字体影印本,非常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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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的每日心情

    2019-12-8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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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7]常住居民III

    发表于 2009-4-3 14:1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宛东 于 2009-4-3 14:14 编辑

    周寿昌《三国志注证遗》的文献学意义
    作者:刘治立
    摘要:清朝学者周寿昌《三国志注证遗》是清人《三国志》注释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该书以“证”为注释主旨,兼采诸家《三国志》注释之优长,发前人所未发,补前人所未逮,对《三国志》本传、裴注及后世诸说多有新解,推进了《三国志》及裴注的研究。
    关键词: 周寿昌;三国志 ; 证遗;文献学意义            
          《三国志注证遗》(以下简称《证遗》)四卷补四卷是晚清湖南学者周寿昌研究《三国志》的心得汇萃。周寿昌(1814-1884),字荇农,号自庵,长沙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由翰林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周寿昌热心典籍考辨,对史学尤为精湛。主要著有:《汉书注校补》、《后汉书注补正》、《三国志注证遗》、《五代史纂误补续》等。据他自己说:“寿昌幼学读史,治此书最先,排日辑录,不下数千条。迨壮岁浏览,稍广,始目瞿心詟,觉所言者,多前人所有,而前人所有,多吾言所未及。于是毅然芟刈,廑百一,迩来取视,又去其复袭若干条,惟留旁证素未及者约四卷,名曰《三国志注证遗》。” 周氏研究《三国志》注,按日辑录资料,删汰与他书重复者,留前人所未逮之旁证约三百余条,于光绪八年(1882年)编成是书。

    《三国志注证遗》(以下简称《证遗》)以“证”为注释主旨。《说文》:“证,告也。”经典通借为“征验”的“征”。注书以“证”为名,就是取“征验”的意思。这部著作的篇幅并不是很大,但其证的内容涉及面较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证陈寿《三国志》正文
        《证遗》首先着意于对陈寿《三国志》正文的辨析,揭示陈寿笔法,阐发文辞本义。
    1证陈寿笔法
    对于陈寿的笔法,历来褒贬不一,横加溢美者有之,口诛笔伐者亦不乏其人。周氏《证遗》不尚空论,而是结合《三国志》正文来分析其优劣得失。
    (1)编次之苦心
    在《三国志·魏志》中,陈寿为董卓、袁绍、袁术、刘表作传,上述几人都是曹魏的敌人,将其列入似显不妥,但这种做法是有深意的。《证遗》认为,董卓、袁绍诸人“皆非魏臣,而魏志特为其列传者,盖卓首乱者也。卓擅乱时,操尚未秉政,三国未分,似卓全无关于魏,不知因卓之乱,而操始擅朝,魏与蜀、吴分鼎,汉遂以亡。纪卓,所以纪乱源也。至袁绍、术,则皆操交兵拓地之所,魏之强由此,故亦传于魏臣之前”。[1](卷一《董卓袁绍诸传》)董卓、袁绍等人对汉末社会动乱局面及其演变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因此将他们放进“魏志”里是合乎情理的。
    (2)史笔之洁
    《三国志》以简洁质直著称,“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2](《陈寿传》) 在《董卓传》中,陈寿将其前期立功边城的活动省略,而重点放在进驻洛阳后的行为,这主要是考虑到此后的行为对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产生重大影响,“寿昌按:卓此传较诸《后汉书》稍略,盖卓前半立功边城,及其强狠暴虐,弑逆之罪,俱在汉朝。故汉史不能详载以著其所以倾汉者。若陈志,则详记于何进召之入京以后,其剪逆去取,足征史笔之洁”[1](卷一《董卓传》)。

    (3)直笔与阙失

    《晋书·陈寿传》称:“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可是紧接着又批评其曲笔诬时,“或云丁仪、丁暠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刘知几对“陈寿借米而方传”极为鄙弃,认为“此又嘉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1](《曲笔》)关于陈手曲笔之事,清代学者王鸣盛综合朱彝尊、杭世骏的观点,批驳了这种观点[3](卷39《陈寿史皆实录》),赵翼也撰专文为陈寿辨诬[4](卷六《陈寿论诸葛亮》)。周寿昌不再停留于辩诬上,而是征引事实来说明陈寿并非曲笔诬时。《三国志》不为尊者、显贵者讳,直书曹氏家族成员出身,“寿昌按:曹操之父嵩,既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操后卞氏又本倡家,丕之甄后,明帝之母也,又本袁熙之妇,其家世内外本末,概可想见。承祚详叙,绝不为讳,不可谓非直笔也”[5](卷一《承祚直笔》)。从这种记述中可以看出,陈寿还是恪守了直笔的传统。

    关于陈寿与诸葛亮父子的恩怨,《晋书·陈寿传》中已经提出,后人也在不断演绎。梁章锯《三国志旁证》引用王应麟的话说:“朱晦翁欲传末略载瞻、尚死节事,以见善善及子孙之义。黄干不以为然,以为瞻任兼将相,而不能极谏以去黄皓,谏而不听,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谓不克肖矣。以其能犹如此,故书子瞻嗣爵,以微见善善之长,以其智不足称,故不详其事,不足法也”。周寿昌对此很不赞同:“寿昌按:黄氏此论,可谓不揣本末而权轻重者矣。瞻、尚父子世臣,任兼将相,岂能以一黄皓而轻为去就?既尚战死时,犹以不早斩黄皓为叹。此亦临难愤语。彼时若真斩皓,不一又袁绍耶?即裴注引蜀史常璩说,长老云,陈寿尝为瞻吏”[1] (卷三《诸葛瞻事》)周寿昌更多地注意考虑古人之世及古人之身处,而不是停留在空谈一味地苛求古人。

    《证遗》认为,陈寿虽然称得上良史,但也有阙失,不为北地王立传就是一个缺憾,“特北地王谌何以不为立传,仅于后主传中纪其事乎?若非裴注引汉晋春秋数语,则主之武烈忠愤,几无可见。通鉴虽不帝蜀,而此数语全引之,则承祚良史之笔,于此不无阙失也”[1](补卷三《北地王无传》)

    2训诂文字

    《三国志》的撰成距清朝后期已经1500多年,许多古字随着时间的变化或者逐渐不为人们所常用,或者含义发生了变化,注释者需要将以前固有的含义标示出来,避免引发歧义。

    (1)训释词义

    《三国志》卷二十《乐陵王茂传》有“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的说法。下流之本义肯定与后来不同,但是读起来还是很别扭。《证遗》征引同书《吴志·孙登传》做比较分析,认为“下流”即子孙之义,“寿昌案:《吴志·孙登传》,登弟虑死,登泣谏权曰‘陛下而以下流之念,减损大肴馔,过于体礼制。’登临终上疏曰‘愿陛下弃忘臣身,割下流之恩。’是下流训为子孙,魏晋间此语。”[1](卷二《下流》)这类注解在《证遗》中有很多处,如:

    《孙坚传》“军资不具,请收主簿推问意故。”“请收主簿推问也。意,造意;故,事故”[1](卷四《意故》)。

    《孙权传》“信言不艳”“予案:不艳,言不为浮美之辞也。” [1](卷四《艳》)

    “陆凯传:忽苛政。寿昌案诗大雅是绝是固,传忽,灭也。此忽字即是除灭之意沿本作思庶政,恐是浅民妄改。”[1](卷四《忽训绝》)

    (2)阐明避讳

    晋代强调孝道,提出“以孝治国”,有所谓七庙讳、上书犯帝讳、帝所生讳、官位犯祖讳等名目。《三国志》完成于这样的时代,其编纂中自然要受到避讳的影响。周寿昌通过对各类避讳的考察来恢复历史本来面目。“青龙三年裴注芳林园。文选应贞华林园集诗注引洛阳图经云,华林园,魏明帝起名。寿昌案明帝实名芳林,至齐王始易名华林园,避芳字讳耳” [1](卷一《芳林避齐王讳作华林》)“又惧汉邦将湮于地,高祖讳邦,此必不能称为邦。邦应是室字之误。”[1](卷三《汉邦字误》)“三十三年,汉太医令吉本,寿昌案吉本后汉书耿秉传作吉(上不下十),注或作平,此作本。赵氏一清谓为误,非也。盖因魏文讳丕,(上不下十)即丕字。故当时特改作本(上不下十),亦以本(上不下十)两字相近也” [1](卷一《吉本实吉丕》

    避讳是时代的产物,各个历史时期的讳字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三国志》在后来的传抄过程中,又不断打上各个时代避讳的烙印,如唐朝讳世而代之以“代”,就属于这类概况。东吴名将陆逊奔命陆议,在宋代的抄写中,为了避宋太宗赵光义的名讳,才改成了逊,“陆议即陆逊也,吴志题目称陆逊,惟传内云本名议,而通传只称逊无议。此忽称议而不称逊,另人疑别一人,不可解,此殆学史记汉书如周章忽称周文之类。或谓陆逊本以议著名,原书皆作陆议。因宋时避太宗嫌名,凡宋本国志俱作逊,间有未改尽者,仍为议也。” [1](卷一《陆逊本名陆议》)澄清了讳字,对于我们辨别三国历史人物的名号提供了方便。

    3斠误正讹

    史书在流传中难免会出现文字上的脱衍讹倒等情况,如果不能够排除,就会人们的阅读和理解。《证遗》将斠误正讹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

    衍字:《后主张皇后传》“使行丞相事左将军向朗持节授玺绶。”周寿昌认为“故事,持节册封使臣,例书名不书姓。前后策文可证。此向郎“向”字疑衍。”[1](卷三《向字疑衍》)采用理校和本校相结合的办法,根据惯例及上下文的表述规则,可以推断出书写官员时往往书名而不书姓,因此这里的“向”字属于衍字。

    脱字:《三国志》在长期的传抄、翻刻中难免出现误漏的文字,给理解文义带来不便。《证遗》也将发现和纠正脱落文字作为一项任务。如:

    “《孙坚传》乃引还。注军众扰乱奔走,皆弃甲失鞍,马行十余里,定无贼,寿昌案定无贼三字,词义不足,疑定上有惊字也”[1](补卷四《定无贼上疑有惊字》)

    “景初二年,立皇后。予案立皇后下疑脱郭氏二字”[1](卷一《脱郭氏二字》)

    讹字:《三国志》在传抄过程中,因字形相近或其他原因,文字出现了许多错误,周寿昌仔细校阅,并注意指出其错讹所在。如:

    “宴乐如初注,矫然太当,尽其謇谔之风。寿昌案文义,太字当是失字误”[1](补卷三《太当字误》)

    “孙休传永安三年,黜为候宫侯。寿昌案候官,国名。宫字误” [1](补卷四《候官误宫》)

    “曹真传明年即位,进封少陵侯。予案明年之年,当是帝字之误”[1](卷二“明年是明帝”)

    4辨析事实

    三国是中国历史上人才辈出的时代,《三国志》勾画了其发展演变的重要线索和重大事件,是后人了解这段历史的最主要的读物。可是陈寿在记述中,或由于资料的缺憾,或由于时代的局限,使许多历史真相无法显露,甚至有些地方还有与事实不相互符合。“陶谦此传,恐多过甚之辞,非实录。谦性刚直,谓过傲则有之,未必疏名士而任小人……阙宣作乱,谦自应讨而杀,何得云与和寇钞而复杀宣?后降其军,何得云并其众?魏武不尝降黄巾数十万为青州兵。盖谦士卒杀曹嵩全家,为所深恨,时载记者多魏臣,不惜诬谦以媚操,故肆诋如此。”[1](卷一《陶谦传多诬》)《证遗》认为陈寿对陶谦的记述不符合事实,但不实的责任不完全在陈寿,而是受到当时曹魏史官载记的误导所致。
    证裴松之《三国志注》
    周寿昌对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评价非常高,认为他真正开创了史注,在古代史注中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史之有注,莫始于《三国志》之裴世期,亦莫善于裴注。盖世期以隔代之人,注隔代之史,其时各家撰著别史载记,俱无阙佚,而有奉诏作注,恣窥中秘,采捃繁富,几倍于本书,且年代相贸,文献俱存,是非得失,如镜取影,罔所诡道。其于本书,补漏纠违,颇悉精确,故班史有颜注,范史有李注,而前后音注者,尚有数十家,独陈志虽有晋王涛三国志序评三卷,宋何常侍论三国志九卷,宋徐爰三国评志三卷,其书久亡,后此更无有作注者,亦以于裴注无可加也。”[1](自序)周寿昌认为“裴注无可加”,对于后人的一些不合实际的批评予以反驳。然而维护裴注,主要是就其正确的一面而言,这并不意味着裴注已经完美无缺了,或由于知识的不完善,或由于见解的偏激,事实上也有一些失误。周寿昌将其一一分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指偏纠谬。

    1为裴注辩护

    裴注为后人高度评价,但在有些具体的注释问题也时常为后来学者所讥讽。周寿昌以历史文献为依据,来澄清事实,进而维护裴注。“五年注,升程昱而遗郭嘉。赵氏一清驳裴注云,终魏之世,程昱并未升配。予案赵氏此语,殆忘检明帝纪青龙元年之诏也”[1](卷一《程昱配享》)。

    《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袁绍说:“孤欲令四儿各据一州,以观其能。”梁章矩“熟精乙部,于陈书裴注,积数十年之力,研求独深”[6](杨文荪序),他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袁绍有三子:袁谭、袁尚、袁熙,连同外甥高幹为四儿。周寿昌认为,袁绍确实有四儿,这在裴注引《吴书》中有明确的表述,“寿昌案:本传末注引《吴书》‘尚有弟买,与尚俱走辽东,’是绍有四子也。或时尚幼,故以幹领并州,而未授买。”[1](卷一《绍四儿》)

    2批评裴注之失

    裴注也有许多失误之处,《证遗》对其仔细辨析,并逐一列出。

    (1)裴注未审

    “裴注云本传直云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瑜摆拨众人之议,独言抗拒之计,了不云肃有先谋。殆为攘肃之善也。予案松之此言,未审史家互文见义之法。考肃本传,亦未叙及瑜语。只云召瑜还,岂亦攘肃之美耶。《江表传》明述权语独卿与子敬与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皆是瑜与肃并举”[1](卷四《裴注未审》)

    《东夷传》“今以绛地交龙锦五匹”,“臣松之以为地应为綈,汉文帝著皁衣谓之弋綈是也。此字不体,非魏朝之失,则传写者误也。”周寿昌认为这种说法很不恰当,是裴松之认识上的错误而不是原作的错,“寿昌案:下文云‘绛地绉粟罽十张’又云‘绀地句文锦三匹’,若云传写,不应屡误。”然后引用《续汉书·舆服志》及其注释文字来进一步阐发原文不误,传写者也不误,而裴注自误:“案《续汉书·舆服志》乘舆黄赤绶四采,注引《寒旧仪》曰‘皇帝带绶,黄地六采’,又‘百石青绀纶一采’,注引丁孚汉仪载太仆中大夫襄言,乘舆绶,黄地,冒白羽诸王绶,四采,绛地,冒白羽;公主绶,绛地,绀缥三采,二千石绶,羽青地,桃华缥三采,黑绶,羽青地,绛二采,俱作綈者。盖地犹质也,绛地,绛地,其本质之色交龙,皱栗,句文,则锦罽所织之纹,裴注自误,非本文误也。”[1](卷一《》)

    (2)见解之陋

    裴注不仅在对陈寿《三国志》的行文认识上有欠缺,其自身的见解也有浅陋之处,在“三年注引蔡邕明堂论云云。予案‘更’疑作‘叟’,且引俗书作“嫂”字以证之,此恐后人伪造,中郎未必如此浅陋也。裴氏以诸儒莫从,亦似无识”[1](卷一《更作叟》)

    “先主於是乃厚待靖。”裴松之注释中说:“然则燕昭亦非,岂唯刘翁?”周寿昌对这种随意的说法很不满:“寿昌案:松之称先主为刘翁,亦太随笔不检”[1](补卷三《先主称刘翁》)。



    证前人诸说



    自从《三国志》及裴注产生后,研究《三国志》及裴注者很多,尤以清代人用力最勤,成果最丰。清朝学者治学严谨,精于乙部,考据大家层出不穷,金毓黻先生说:“清儒长于考证,喜事比缉,故补阙、注释、合钞、辑佚之史,独多于往代。”[33](258)清朝学者中研究、注释《三国志》著作繁复,成就高于往代,“二百年来,如长洲何氏焯、陈氏景云,仁和杭氏世骏、赵氏一清、嘉定王氏鸣盛、钱氏大昕、大昭、阳湖赵氏翼、洪氏亮吉、饴孙、吴江潘氏眉、吴、沈氏钦韩、番禺侯氏康,于此皆有专书,而长乐梁氏章矩,汇辑各家之书,依篇附类,复取宋、元、明、我朝各名家,及其同时师友撰著,有一二语订明此书者,皆搜采甄择,成三国志旁证一书,几于网无脱鳞,仓无遗粒,诚读此书者之浩观而极愉者也。”[7](《自序》)《三国志注证遗》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补前人所未逮者”,所以对前边学者的观点多有辩驳。

    沈钦韩认为晋时讳昭,所以将昭改为照,周寿昌以魏晋之际多个名昭而未避讳的事实来反驳其观点,“《董昭传》沈氏钦韩谓晋讳昭,改昭字为照。魏公卿上尊号碑,董昭名作照字可证。吴韦曜亦改名昭作曜,此当是裴氏追改,偶未及曜耳。然案吴张子布志中尚作张昭,初未改名。魏志内尚有胡昭、郝昭、吕昭、廉昭。”[1](卷二《昭字不尽作照》)

    潘眉《三国志考证》认为《张紘传》表述中有误,《证遗》不同意他的观点,认为是文法的要求:“《张紘传》非无忠臣贤佐,闇于治体也。《考证》谓闇疑作谙。予谓此非字亦贯下句读,言非无忠臣贤佐,亦非闇于治体也。古人文法多如此” [1](卷四《闇疑谙》) “《步夫人传》生二少女,曰鲁育,字小虎。注《吴历》曰:刘纂先尚权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为继室。何焯曰;继室之名,于时已谬,故委巷之书,君子所慎。寿昌谓,三国时重左氏学,继室二字即本于左氏也。不得谓为委巷,即晋胡冲《吴历》亦古矣,亦何得谓为委巷之书。” [1](补卷四《补步夫人传》)

    潘眉对《三国志》中的地名提出质疑,主张石城当改作石埭,《证遗》征引《后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及《太平寰宇志》来维护本传的说法:“韩当传黄武二年,封石城侯。潘眉谓石城当作石埭,制无城侯,石埭是县名也。寿昌案《后汉·地理志》,丹阳郡十六城,石城即其第十六县。前程普传有还镇石城语,黄盖传有石城县吏语,是石城固汉旧县。权于建安十三年分丹阳为新都郡,而县未易名也。晋太康二年,置宣城郡,以石城隶之,亦未改名。《元和郡县图志》吴大帝封韩当为石埭城侯,因置石埭县,亦误也。考《太平寰宇志》云,石埭县本吴石城。吴志云,韩当为石城侯,遂置石埭场。晋太康三年废,入宣城县,梁又置,故舆地志梁大同二年置石埭县,陈灭废,至唐永泰元年,复置,属池州。若吴时尚未有石埭名。又石埭本县名,非城名也” [1](卷四《石城非石埭》)  

    周寿昌研读《三国志》可谓巨细无遗,因而对原文中的许多官制、人际关系及时代用语都能准确把握,他以丰富的三国知识素养来纠正清朝学者注释《三国志》中的臆断之辞,如:

    “贺邵传中宫内竖,分部州郡。中宫,考证改作中官。寿昌案孙皓凤凰二年传云皓爱妾或使人至市,劫夺百姓财物,正比疏所指中宫也。既云内竖,无容先说中官”[1](卷四中宫作中官)

    “《贺邵传》:贺邵会稽山阴人,注吴历书曰:邵,贺齐之孙,景之子。卢明楷曰‘案贺齐传云,子达及弟景皆有令名,为佳将。则邵乃贺齐之从子,非孙也’。寿昌案:子达及弟景,明云景为达之弟,非云齐之弟。卢氏读书未审,遂疑吴书为误耳”。[1](补卷四《贺景为贺达弟》)

    “吴王孙权薨。何焯谓不书吴主,书吴王恐字误。予谓不书殂而书薨,是仍以王之例待之王字非误也”[1](卷三《吴王非误》)

       自从《三国志》及裴注产生后,研究《三国志》及裴注者很多,尤以清代人用力最勤,成果最丰。与清朝学者注释《三国志》的大部头著作相比,《证遗》篇幅较少,许多问题也没有深入展开分析。但是其所论证的问题都是“《旁证》所未及者,”[42](自序)“拾集证之遗”[43](跋),不重复他人的观点,发前人所未发,因而书中不乏灼见,值得我们重视。





    作者简介:刘治立(1965 - ),男,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博士生,副教授。



    注释:

    [1]周寿昌.三国志注证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刘知几.史通[M].长沙:岳麓书院,1992.

    [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5]赵翼.二十二史札记[M].北京:中国书店,1987.

    [6]梁章矩.三国志旁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金毓黻.中国史学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The Meaning Of Bibliography Of SANOUZHIZHENGYI By  Zhou Shouchang
    Liu Zhili
    (Institute of Historioga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Zhou Shouchang’s SANOUZHIZHENGYI was one of important notes of SANGUOZHI. This book focused on annotation by means of confirming, and took advantage of merits of a few of works, told us some views we unknowns. It gave a good many notes on the text of SANGUOZHI, the annotation by Pei Songzhi and others, accelerated the research of  the text of SANGUOZHI, the annotation by Pei Songzhi.

    Key Words: Zhou Shouchang  SANGUOZHI  Annotation  Bibliography  Meaning
    (纸媒文本见《成都大学学报》200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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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09-8-13 11:21 | 显示全部楼层
    一、[清]字介福,号味三,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工山水,兼善梅竹,性嗜饮。《清画家诗史》
      二、[清] (一八一四至一八八四)字应甫,一字荇农,晚号自庵,长沙人。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进士,由编修累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绪初罢官居京师,以著述为事,诗文、书、画,俱负重名。山水极秀润,有士气,又富收藏。卒年七十一。有思益堂集。《清画家诗史、长沙县志》
      三、[清]道光二十五年(1854)进士,由编修累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绪初罢官后居京师,以著述为事;书画亦负彼一时名,且富收藏。著有<思益堂集>行世。
      周氏画工山水,出于正统派而较为秀润有士气,与枯笔俭墨、陈陈相因者自有上下之别。
      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士郎,为官刚正不阿http://baike.baidu.com/view/2347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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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1]初来乍到

    发表于 2009-8-15 20:29 | 显示全部楼层
    简介:
           包括《汉书注校补》56卷(8册)、《后汉书注补正》8卷(1册)、《三国志注证补遗》4卷(1册)。

           周寿昌,字应甫,长沙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咸丰初,洊擢至侍读。时粤寇犯湖南,督师赛尚阿逗遛不战,上疏劾之,一时推为敢言。迨寇踞金陵,分党北犯,命随办京畿防务。乡民十七人阑入城,当事者侦获,以贼谍论,寿昌廉得实,趣令释之;或疑失要人旨,且得罪,寿昌曰:“我岂以人命阿权贵哉?”卒释之。穆宗亲政,疏请躬行典礼,戒逸豫,报闻。
    寿昌精核强记,虽宦达,勤学过诸生。笃嗜班固书,涂染无隙纸,成汉书注校补五十卷,易藁十有七。又有后汉注补正、三国志注证遗、思益堂集。官终内阁学士。
                                                                            --------------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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