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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典历史] 杜诗杂谈系列帖(本帖仅为存档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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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2 12: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3-1 10:59 编辑

本人自年届不惑之际,小康温饱之余,重读杜诗,尤嗜老杜的七律。自从来数典之后,见此地高手如云,为他处所未有,便不敢藏拙。因身为学术圈外之人,素日无人可指教、交流,只能是越藏越拙。故此不揣冒昧,将偶有之愚得一一写下,胡乱发到数典各个版面,其中以乐园为多。发帖之后,蒙诸贤错爱,往往有批评和鞭策,自感获益良多。


昨日,少版和宋兄皆指示,应将本人有关杜诗发帖汇集为一系列,以方便诸位查找、拍砖。在此遵命,将有关内容汇集如下。


另外,近2年前曾在网上上传《杜甫七律全注》(第一版),现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希望能减少一些错误,多一点新意,是为第二版(PDF格式) 。
因本论坛不收会员自己的电子书,这本电子书的链接在“读书中文网”http://www.rbook.net/showtopic-17156.html  另外,如果您需要此书而又无法在读书中文网下载,我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给您发过去。

在本论坛中,有关内容连载于http://bbs.gxs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876&extra=page%3D1
   
所修订的内容中,多有得到“国学数典”会员商榷、帮助之处,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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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2:1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1-24 16:04 编辑

杜甫七律中的一些“借对”

杜甫七律一个特点就是非常擅长对仗,不仅工稳精美,而且非常自然。其中“借对”、“流水对”、“自对”都很多。

借对,是利用一字多义的现象,或者借用发音(多见于颜色)来构成对仗。像比较有名的借对如“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已经有很多人谈过了,但还有一些借对,未见前人谈及,下面举几个例子。


香飘殿春风转,花覆官淑景移

句中“合”字在古代可作为量词,见《汉书》:“十合为升,十升为斗”,这种含义的“合”发音为“葛”。合与下句的千相对,正如杜甫后来以“寻常”对“七十”,也是一种借对。

腐儒衰晚谬籍,退食迟回违

通字还可以当量词用,作遍、次解(例如“一通”等),与下句的“寸”对仗,是借对。

思家步月宵立,忆弟看云日眠

本句的“清”与下句的“白”相对仗,是借用了“清”的发音与颜色的“青”相同,所以是借对。

添水槛供垂钓,著浮槎替入舟。

故,在这里是“因而”的意思,同时却用作“旧”的意思跟上句的“新”字对仗,所以是借对。

准拟开怀久,老去亲知见面稀。

亲知:在这里指亲友和知交。但是,“亲知“也可作动词解,意思是亲自知道,这样就可以和上句的“准拟”很好地对仗了,所以这是一个借对。

正翮风超紫塞,立冬夜宿阳台。

幾,在通用的简化字中写作“几”。不过,古时幾和几还是有些区别的。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幾除了可以作为数词表示个数以外,还可以用作动词,表示“接近、达到”,这样就可以和上句的“抟”字对仗。这是一种借对。

存胶漆应难并,辱泥涂遂晚收。

久,音“九”,和下句的“一”对仗,是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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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2:1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1-24 16:03 编辑

杜甫为什么对只有“旧醅”感到过意不去?

杜甫在七律《客至》一诗中写道:“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从语气上看,杜甫对于只有“旧醅”好像有些过意不去的意思。醅(音胚),原意为未过滤的酒,亦泛指酒。用现在的观点看,旧醅即陈年老酒,岂不是很不错吗?

其实不然。据考证,我国酒的蒸馏技术约始于南宋,所以在唐朝时还只有未经蒸馏、低度数的米酒,这样李白才有可能斗酒之后还吟诗。

现在酒越久越好的概念,是对于蒸馏酒而言。对于唐朝当时的酒,均以新酒为佳,因为时间一长,低度酒中乙醇过度氧化,味道就不好了,所以杜甫对于以“旧醅”待客感到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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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4:1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3-15 11:07 编辑

杜诗“伪注”一例

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中最后两句为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写得很好,虽属戏题,也颇见大家功力。

对此,宋朝《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十六》有一个注释如下:
索靖见顾恺之画,爱赏不能释手,欣然曰:恨不带并州快剪刀来,剪松江半幅练纹归去。

根据这条注释,杜甫这两句诗似乎在用典,实际上并非如此。

众所周知,《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是一本由宋朝当时的书商找人东拼西凑,很不严谨的一部书。书中有大量的伪王洙注和伪苏(东坡)注。以上的这条注释无疑也是一条后人编造的伪注,其道理很简单。

索靖和顾恺之都是晋朝人。《晋书·列传第三十》有索靖传,并记载道:太安末,河间王颙举兵向洛阳,拜靖使持节、监洛城诸军事、游击将军,领雍、秦、凉义兵,与贼战,大破之,靖亦被伤而卒,追赠太常,时年六十五。西晋的太安年号起于公元302年,终于公元303年。这里的太安末应为303年。也就是说,索靖卒于公元303年。

但顾恺之是东晋人,目前学界对其出生年代有不同看法,但最早的也不过公元317年,一般认为在公元346年左右。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当索靖去世的时候,顾恺之尚未出生,他怎么能看到顾恺之的画,还加以评论呢?

以前很多学者已经在清除伪注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这一条还在流传。不仅中教网上的杜甫诗赏析继续引用该注(见http://www.teachercn.com/Zxyw/Scjx/2006-4/8/20060108175119345_2.html),有误人子弟之嫌,连名家也有走眼的时候。

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0月版的,由著名唐诗学者马茂元先生选著、赵昌平先生(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协助并作序的《唐诗选》中,仍然在用着这条注释(见该书p332)。

补充一下:

这个注释前还有两个字:苏曰。可见这是一条伪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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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4:1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1-24 16:06 编辑

浦注杜诗一误

杜甫七律《涪城县香积寺官阁》有:

寺下江深不流,山腰官阁迥添愁。

含风翠壁孤云细,背日丹枫万木稠。

这首诗写的是春天的景象,但却写到了通常在秋天才能见到的“丹枫”。各注家大多忽略了这个问题,不过,清代浦起龙很细心,注意到了,并在他的《杜诗心解》中注到:“春无丹枫,反照映之故赤”。意思是说,春天没有红色的枫叶,之所以杜甫看到了红叶,是因为那些叶子被太阳照映的缘故。

窃以为,浦注的这种说法很可能是想当然,因为在春天(特别是早春),枫叶还依然可能是红色的。下面连接的几幅图(主题:西湖边的春天枫叶),都是春天的红色枫叶,可证。

http://club.pchome.net/topic.php?areaid=2&topicid=121&bbsid=229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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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4:1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1-24 16:08 编辑

王维“杜诗入画”考

清朝杨伦在《杜诗镜铨》注释杜甫《涪江泛舟送韦班进京》诗句“花远重重树,云轻处处山”时说:宋牧仲云,花远二句,王摩诘[即王维]绘成图,杜诗已为当时所重如此!按此图见于董元宰画禅室跋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p439)。

董元宰就是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他著有《画禅室随笔》一书,卷一中有“跋自书”。但细查其文,并无王维将这两句杜诗入画的内容。

查《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卷之末“附录三·画录一百十九则”有:

传闻右丞“花远重重树,云深处处山”小帧,在文征仲太史家,纸本浅绛色,布景极异,落笔精微,以较冯氏所藏《江山雪霁图》,可方驾也。此画原系矮直幅,太史恐其日久愈坏,命工补缀为短卷,近人题跋复得启南翁笔,海内称为墨皇,不妄也。《清河书画舫》

这样看来,传闻是来自明代张丑的《清河书画舫》,而不是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杜诗镜铨》此处有误。

沈从文的《读展子虔游春图》一文中也写道“詹东图传闻文征仲家曾藏有右丞“花远重重树,云深处处山”纸本小帧,布景极美,落笔精微”,与上文很相似,看来其信息有可能是来自同一出处。

关于杜甫的这首《涪江泛舟送韦班进京》诗,前人已经在编年方面作过研究。《杜诗详注》谓:鹤注,涪江在梓州涪城县,此当是广德元年春在梓州作。这一说法已为后人所接受,可视为定论。

应该说,这一杜诗编年的结论是很有道理的。一来涪江流域不大,主要在当年梓州一带。杜甫《观薛稷少保书画壁》“我游梓州东,遗迹涪江边”亦可证杜甫当年在梓州涪江处

另外,宝应元年七月,杜甫送严武还朝到绵州时,“未几,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反,因入梓州(引自《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p16)。严武还朝,以及徐知道造反,这都是有史可查的。
  
但是,广德元年是公元763年,而王维卒于公元761年(一说为759年)。当杜甫写这首诗时,王维已经去世好几年了,根本就不可能将这这两句杜诗入画。有关的说法,无疑是后人(很可能是明朝那些人)自己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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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4:2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1-24 16:09 编辑

杜诗中所提到的“鱼龙”到底是什么?

关于鱼龙,古今注本一般都引用《水经注》的“鱼龙以秋日为夜。龙秋分而降,蛰寝于渊,故以秋为夜也”以对本句加以注释。但是,在岳麓书社以王先谦之《水经注》合校本为底本,于1991年出版的《水经注》中,却无法找到这句话。

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南宋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原文如下:
按郦道元《水经注》:鱼龙以秋日为夜。龙秋分而降,蛰寝于渊,故以秋为夜也。此二诗皆秋日,是以子美言“鱼龙回秋水”、“鱼龙寂寞秋江冷”也(转引自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

以后各注家继续沿用这种引述。不过,这却不见于早于《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的《九家集注杜诗》。而且,该引述仅见于杜诗注本,至今笔者尚未在其他古文资料中见到。根据上文的“按”字,这是《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的编者自己引述的《水经注》内容,而不是出于其他名家。

众所周知,《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是一本由当时的书商找人东拼西凑,很不严谨的一部书。书中有大量的伪王洙注和伪苏(东坡)注。而且,《水经注》成书于北魏晚期,原书共四十卷,于北宋时已佚五卷,(今本仍作四十卷,为后人割裂改编而成)。我们现在看不到的《水经注》散佚的资料,南宋时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编者同样也见不到,所以这种引述不太可能出于散佚的《水经注》部分。综合以上情况来看,最大的可能性是《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的编者根据杜甫“鱼龙寂寞秋江冷”、“水落鱼龙夜”(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一)、“万里鱼龙伏”(北风)和“鱼龙回夜水”(草阁)等诗, 以及《易•系辞下》:“龙蛇之蜇,以存身也”而编造的。

此外,杜诗注本中常引用的另一处“鱼龙”出于《太平御览》卷65所引用的《水经注》内容:有一水出县西山,人谓曰小陇山。其水东北流,历涧注以成潭,出五色鱼,俗以为龙,而莫敢捕采,谓是水为鱼龙水。

这与现本《水经注》卷17中渭水部分的描述与其略有区别,但总体意思是一致的:有一水出县西山,人谓曰小陇山。其水东北流,历涧,注以成渊,潭涨不测。出五色鱼,俗以为灵,而莫敢采捕。因谓是水为龙鱼水,自下亦通谓之龙鱼川。

我们并不清楚以上的五色鱼是否就是杜诗中的“鱼龙 ”,不过,这却说明古时 “鱼龙” 可能和“龙鱼”通用。

杜诗中共咏及鱼龙六次。除了上面引述的诗句外,还有“鱼龙开辟有”(天池),以及“鱼龙偃卧高”(渡江)。根据杜诗的记载,鱼龙应该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夜行性。这从“水落鱼龙夜”和“鱼龙回夜水”可以明显看出。
2 记载鱼龙的杜诗创作于华北、西南、湖南等多处不同地点,虽然未必都是实写,但也暗示着鱼龙分布广泛。
3 温度降低时,鱼龙活动迟缓,所以才有秋水冷时的“鱼龙寂寞”。
4 可以长时间栖息水底,所以称为“鱼龙伏”。但也可能上岸。这样才会“偃卧高 ”。偃卧:躺卧、睡卧。
5 这种动物见于古代文献记载,所以杜甫写道“鱼龙开辟有”。

结合以上情况来看,鱼龙很可能是大鲵。大鲵是一种两栖动物,并不是鱼,但在民间被俗称为“娃娃鱼”。最长可超过一米,广布我国各地。大鲵一般生活在溪流中,大部份时间潜于水中,但要游出水面或爬上岸边在空气中呼吸。它的皮肤也协助呼吸,在溶氧条件好的水体中,大鲵可较长时间栖息水底。它们是夜行性动物,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会出来捕食昆虫、蠕虫等小动物。大鲵是冷血动物,当水温低于14℃时,它们摄食减少,行动迟钝,生长缓慢,当水温在10℃以下时开始冬眠,完全停止进食。大鲵在冬眠时往往爬上陆地。这就符合了以上一至四条的全部要求。此外,春天是鲵的产卵季节,在这个时候,雄鲵的体表会变得格外鲜艳,背部皮肤色彩斑斓。这又可能是《水经注》中所称的“五色”。

另外,在《山海经卷7•海外西经》中明确记载了龙鱼(即鱼龙)为鲵:“龙鱼陵居在其北,状如狸(鲤),一曰嘏(鲵)”。在我国出土的文物中的龙也往往为鲵的形状。例如陕西礼泉出土了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皿——蟠龙纹盘。盘的中心,盘卧着一条鲵头双角蛇身蟠龙:头型近似于大鲵的扁方形,又大又圆中间有两颗黑珠的大鲵眼睛。这些进一步确证了大鲵即为鱼龙的推断,而且也符合了以上第五条“鱼龙开辟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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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4:2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1-24 16:10 编辑

杜甫七律中的“冰浆”指什么?

杜甫早期七律《郑驸马宅宴洞中》, 有颈联“春酒杯浓琥珀薄,冰浆碗碧玛瑙寒”。其中“冰浆”二字未见诸家注,只是在韩成武、张志民先生所合著的《杜甫诗全译》中,“冰浆”被译为“冰水”。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窃以为,冰浆在此指冰凉的,而不是指。原因如下:

1)很明显,这两句诗形成互文。冰浆即春酒。

2)而且,浆本来可以指酒,在《楚辞·九章·东皇太一》的“奠桂酒兮淑浆”,以及晋陶渊明《饮酒》诗“壶浆远见侯”句中,浆都是指酒。

3)古人有喝冷酒、冰酒的习惯,即是在夏天也能做到(杜甫这首七律写的就是夏天的情景)。古代有器物名“冰鉴”,置冰于其中,以冷藏食物。《周礼•天官•凌人》: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宾客共冰。

白居易《三月三日》有“莲子数杯尝冷酒”;在去唐不远的宋代,晏殊有《浣溪沙》:“玉碗冰寒滴露华”,这些都是喝冰酒的例子。另外,唐朝可用碗盛酒,李白《客中作》“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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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4:2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1-24 16:11 编辑

为什么杜诗中常写到腊月的气温比往常高?

杜甫多首诗中都写到了在腊月气温就已经比较高,出现了春色。例如七律《腊日》“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这可能不是偶然的。

根据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见《人民日报》
1973619 :隋唐时代(公元581907年)中,在第七世纪中期,气候变得和暖了。公元650年、669年和678年的冬季,国都长安无冰无雪。八世纪初和九世纪的初和中期,西安的皇宫里和南郊的曲池都种有梅花,而且还种有柑桔。

杜甫正是生活在“八世纪初和九世纪的初和中期”这期间的一段时间,可能正好见证了气温偏高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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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4:2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1-24 16:11 编辑

杜诗“江上小堂巢翡翠”的出处问题

关于《曲江二首·其一》句“江上小堂巢翡翠”,清代仇兆鳌在《杜诗详注》认为这句诗有出处,即庾信诗:“翡翠本微物,知爱巢高堂”。不过,查庾信诸诗,未见该句。不清楚仇注的根据何在。

如果本句出处为庾信诗的说法不成立,本人以为有两种可能。


一是本句为杜甫自创,本无出处。古人为了杜诗“无一字无出处”,非要找出、甚至编造杜诗的出处,实在是没有必要。

第二种可能是,杜甫参考了李白的诗句。李白《宫中行乐词•其二》有句“玉楼巢翡翠”,与本句“小堂巢翡翠”情景相像。根据后人对李白诗的编年研究,李白《宫中行乐词》作于天宝二年(公元743年),而杜甫此诗作于乾元元年(758),从时间上看,杜甫是有可能读到李白《宫中行乐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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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4:2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1-24 16:12 编辑

杜诗“鱼吹细浪”恐非用典

杜甫七律《城西陂泛舟》

[年代] 此诗当作于天宝十三年(754),杜甫43
[地点] 长安

青蛾皓齿在楼船,横笛短箫悲远天。
春风自信牙樯动,迟日徐看锦缆牵。
鱼吹细浪摇歌扇,燕蹴飞花落舞筵。
不有小舟能荡桨, 百壶那送酒如泉。

关于颈联“鱼吹细浪摇歌扇,燕蹴飞花落舞筵”,清代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认为典故出于《列子》,但查《列子•汤问》,有“瓠巴鼓琴而鸟舞鱼跃”,只见“鱼跃”,而未见“鱼吹”。看来并非用典。尽管出处未知,“鱼吹浪”后来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用法,被清朝杨林兰选入用于教初学者的《声律发蒙》:“落叶缤纷鸟出林,浮萍聚散鱼吹浪”。

联系到下句来看,很有可能是当时天气闷热,气压低,所以这时候一些水里的鱼儿连连透出水面吐泡泡,即所谓“鱼吹浪”。下句中的“燕蹴飞花”进一步证实了当时的天气状况。

因为气压低,当时燕子也就飞得极低,这样才有可能杜甫近距离观察到“燕蹴飞花”(以及“鱼吹浪”)。这种气候情况易发生在麦收前后(阳历6月份左右),特别是第一场大雨来临之前。

也就是说,这里的“鱼吹细浪”是杜甫仔细观察所得,恐并非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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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4:3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1-24 16:14 编辑

杜甫为何“愁看”萤火?

杜甫七律《见萤火》
  

巫山秋夜萤火飞,疏帘巧入坐人衣。
忽惊屋里琴书冷,复乱檐边星宿稀。
却绕井阑添个个,偶经花蕊弄辉辉。
沧江白发愁看汝,来岁如今归未归。

本诗前六句都在写萤火虫,末联“沧江白发愁看汝,来岁如今归未归”突然说到“愁看萤火”,还叹息不知道明年能否回到故乡,似乎显得有些突兀。这里的萤火虫看起来生动活泼,不像晚秋时的样子,也无法作春生秋死之叹。

清朝王嗣奭指出:“本意全在末二,借萤发端,正诗之兴也”。但未能说明为什么借“萤”发兴。

本人以为,其实这里正如本诗第一句“巫山秋夜萤火飞”所提示的,重点还是“悲秋”。古人认为,秋天是随萤火虫出现而开始的,而并非像我们现在这样一般把萤火虫和夏天联系在一起。贾岛《夏夜登南楼》“一点新萤报秋信”可证。所以,杜甫见到萤火虫,感到秋天来了,从而感慨光阴易逝,故乡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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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4:3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1-24 16:15 编辑

杜甫诗中的“点铁成金、脱胎换骨”

黄庭坚在宋代诗人中不仅很有成就,也很有特点。一方面,他是宋朝最为大张旗鼓学杜的人;另外,面对唐诗已经铺天盖地的局面,黄庭坚所提出的“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之法在诗论中也可谓影响深远。这两句话的意思大概是将古人的诗句加以变化,化腐朽为神奇;或利用前人的诗意,换一种新的说法。

黄庭坚的“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本身或许也是从杜甫那里学来的,因为杜甫本人就是个中高手。


先说说“点铁成金”。杜甫《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有“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轻”一联。清代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对其点铁成金、化腐为新的特点进行了很好的分析:

    “柳青桃复红”,起于谢尚,袭用便成常语。梁简文帝诗云:“水照柳初碧,烟含桃半红”,乃借烟水以形其红碧。杜云:“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用“归”、“入”二字写出景色之新嫩,皆是化腐为新之法。

另外,杜甫诗《佳人》则是“脱胎换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在杜甫以前的弃妇诗已经很多了。杜甫这首诗熔铸了汉代古诗《冉冉孤生竹》、《上山采蘼芜》、《青青河畔草》等诗的篇意和句意,并从《楚辞》的“山鬼”、“湘君”等篇的诗句中有所吸收,铸成新意,自成一家,并在艺术水平上超过了以前同一题材的诗,成为不朽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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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4:3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1-24 16:15 编辑

古诗经常写到的“鸂鶒”是什么?

古诗词中经常写到“鸂鶒”。例如,杜甫有专门咏鸂鶒的诗,在其它杜诗中亦有四次提到,七律《卜居》中句“一双鸂鶒对沉浮”。可见鸂鶒在那时很常见。

鸂鶒(音西翅),也可读成“欺翅”。据记载:鸂鶒似鸳鸯而略大
, 因毛色多紫,故又名紫鸳鸯。是一种长有漂亮的彩色毛羽的水鸟,经常雌雄相随,喜欢共宿,也爱同飞并游。

但是,《中国动物志》上除了鸳鸯以外并没有另一物种(包括其别名)被称为紫鸳鸯或鸂鶒,鸳鸯也没有亚种。一说鸂鶒为溪鸭,但《中国动物志》中并未有该物种。

根据古诗文中对鸂鶒的描写,对照动物志图谱来看,它可能是泽凫。另外台湾韩学宏认为鸂鶒应该是凤头潜鸭,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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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4:3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1-24 16:16 编辑

从杜诗“天边风俗自相亲”想起的

大约是大历二载,杜甫时年56岁,住在夔州(今重庆奉节)时,作过一首七律《冬至》。其颌联为:江上形容吾独老,天边风俗自相亲

天边风俗,指夔州当地的风土人情。自相亲,意思是说,那里的人们自己之间相亲相近(并不是找对象的“相亲”),但并不和我相亲近。孤苦之意,跃然纸上。难怪老杜会有“年年至日长为客,忽忽穷愁泥杀人”的感慨。

唐诗之中,写漂泊、羁旅之苦的作品很多。崔涂有一名句“渐与骨肉远,转与童仆亲”(《 巴山道中除夜书怀》),字里行间有一种绝望的苦楚。试想,如果不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见到自己的亲身骨肉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怎么反而会与童仆“亲”?王维《宿郑州》中的诗句“孤客亲童仆”,大约也是这个意思。

崔涂的诗句是描写除夕之夜的。每逢佳节倍思亲,戴叔伦也曾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并写下了名篇《除夜宿石头驿》。其首联为“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其凄苦程度,较崔涂为甚。崔涂毕竟还有童仆,至少主仆之间可以聊聊天。而戴叔伦在除夕之夜,万家团圆之时,“可亲”之物,唯有一盏寒灯罢了。

记得新加坡有一部电视剧,名字很有意思,叫《人在旅途》。确实,人的一生,就像一次长长的“旅途”。我们在这人生旅途之中,又可以与谁“亲”呢?

有一句新诗说得好:谁能与我共鸣,谁就是我的亲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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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4:4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1-24 16:17 编辑

骑马危险

根据保险公司的风险统计,骑马是一项风险比较高的运动,导致“身故”的概率大约是七千分之一。

虽然古人记载的骑马事故不多,但未必见得我们祖先的水平就比别人的高,毕竟我们主要是农耕社会,而不是马背上的民族。

杜甫这人比较老实,在《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这首诗里把自己酒后逞能骑马时,从马上摔下来的事写下来了。

我们平时一提到杜甫,往往就是一幅“沉郁顿挫”、“老泪纵横”的形象,其实这只是杜甫的一个方面,(尽管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已。他老人家也有年轻淘气的时候,他十五的时候,“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其矫健程度,恐只有数典乐园新任“水手长”醉探花兄“敢上高树”可媲美。

杜甫酒后骑马时,已经五十五岁左右了。在罢酒酣歌之际,杜甫“忽忆少年时”,仍不服老,觉得“向来皓首惊万人”,顿起豪兴,纵身上马。结果“不虞一蹶终损伤”,马失前足,摔了下来。

杜甫骑马的地势比较陡,他老人家看来摔得也比较重,需要卧床休息。当地的朋友带些酒肉来看望他时,他还觉得不好意思呢,不过一会儿也就释怀了。(朋知来问腆我颜,语尽还成开口笑)。

杜甫后来还有《戏赠友二首》,写得也都是骑马时发生的事故。

      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书。
     自夸足膂力,能骑生马驹。
     一朝被马踏,唇裂版齿无。
     壮心不肯已,欲得东擒胡。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
     马惊折左臂,骨折面如墨。
     驽骀漫深泥,何不避雨色。
     劝君休叹恨,未必不为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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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4:4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2-25 20:20 编辑

“衣露净琴张”中“张”字的含义

杜甫五律名作《夜宴左氏庄》中有句“衣露静琴张”。其中的“张”字的含义在仇兆鳌《杜诗详注》、浦起龙《杜诗心解》、杨伦《杜诗镜铨》等著名杜诗注本中均未见注明。今人萧涤非先生在《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中指出:“张,就是弹琴”(第6页)。后来在陈贻焮先生《杜甫评传》、以及韩成武、张志民先生所合著的《杜甫诗全译》中似乎也采取“张是弹琴”这个说法。

本人以为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张”的含义非常明确。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施弓弦也”,也就是张弓使满的意思。对于乐器来说,应用“张”字的本义,就是指紧弦,即拉紧乐器上的弦。

“张”字在与琴有关古诗文中,都是这个含义。例如汉代扬雄《解嘲》:“弦者,高张急徽”,南朝宋颜延年《秋胡诗》:“高张生绝弦,声急由调起”。《文选》李善注:《物理论》曰:“琴欲高张,瑟欲下声”。唐朝诗人张籍在《宫词》中写的更为明确:“弦索新张调更高”。      
                          
所以“张”字在本句中,应该不是指“弹琴”,而是张弦(安上琴弦、绷紧琴弦)的意思,即琴弦已经调好,可以弹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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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看来“张”字确有“弹琴”这一引申义,8楼宋教授(skycn1220)和其它几位网友说的是正确的。 刚在《庄子·天运》上发现了一个例句:“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疏曰:张,施也。

可见在先秦,“张”字就已可作“弹琴”用。


http://bbs.gxs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1015&page=1#pid1408233  (1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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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4:4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1-24 16:19 编辑

杜诗“何时筑城还”中“筑城”的含义

杜甫《前出塞九首·其七》中有句“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古今注家一般把这里的“筑城”理解为戍边修筑城垒。例如:

    仇兆鳌《杜诗详注》:为戍边筑城而叹也。天宝中,哥舒翰屡筑军城,备吐蕃。


    浦起龙《读杜心解》:戍守则须城筑,城筑必依山险。

    今人韩成武等在《杜甫诗全译》一书中,说得更明白,把这句诗译为“何时才能筑好城垒得以归还?”

窃以为,以上理解恐不确。在唐朝时,“筑城”与“还家”没有明显的逻辑上的关系,并不存在“筑好城垒得以归还”这种关系。因为戍边不同于到包工队干活,活干完了就可以回家。实际上,边境上的城垒筑好了,戍边的人也回不来。

在这里,“筑城”应该不是指具体地在边境上修筑城垒,而是“受降城”的意思。所谓“筑受降城”,在这里主要是一种符号,指代“得胜凯旋”。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筑城”才与“还”产生逻辑上的联系。

在早于杜甫的唐朝诗人中已有这种用法(如下),可证。


    郑愔《塞外三首·其二》:  明年汉使返,须筑受降城。

    裴漼《奉和御制旋师喜捷》:斩虏还遮塞,绥降更筑城

把“筑城”理解为“筑受降城”,得胜凯旋,这样才能和下文的“还”字较好地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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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4:4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3-13 17:51 编辑

岑参真的天宝十一载与杜甫等人一同游慈恩寺塔了吗?

一般认为,天宝十一载(752)秋,杜甫、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一起登上了慈恩寺塔(即大雁塔),而且每个人还都写了一首诗。后人对这几首诗的好坏评价不一(窃以为杜甫的最好),但似乎并未注意到各人诗题的不同。

目前,除了薛据的诗已佚,其它几首诗都还在。

杜甫: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高适:  同诸公登慈恩寺浮图
岑参:  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
储光羲: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这里唯独岑参的诗题与别人不同,而且只写了“高适”和“薛据”的名字,未提“杜甫”和“储光羲”。岑参和杜甫是很熟悉的,带着杜甫一起游玩,见杜甫《渼陂行》“岑参兄弟皆好奇,携我远来游渼陂。” 关于岑参和杜甫的关系,岑参入朝做官还是靠杜甫等人推荐的,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岑参和杜甫关系不好。

岑参在题目中却对同行的杜甫只字未提,这不是显得很奇怪吗?

杜甫的诗题下原注有:“时高适、薛据先有作”。所以才有人联想到岑参的诗《岑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后来还查到储光羲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就有人很自然地想到这几个人一起去的,何况他们写的还都是秋天的景色。

后来呢,今人闻一多先生在《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中进一步研究,通过排除法,发现这几个人只有天宝十一年才都在长安,所以这几首诗的年代就被定在“天宝十一载”。也就是说,这种年份是后人在这些人同时游慈恩寺塔的假设下推论出来的,而并非写于各人的诗作上。

这种同时游慈恩寺塔的假设是有逻辑漏洞的:因为杜诗的这个原注和岑参的诗题只能证明:
      
        1 杜甫和高适、薛据同游
        2 岑参和高适、薛据同游

但不能证明杜甫和岑参同游并作此诗。实际上,慈恩寺塔是长安的名胜,诗人们分别多去了几次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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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4:5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1-24 16:20 编辑

杜诗中的“夷歌”应该就是竹枝调

杜甫于大历元年(766)冬在夔州(今重庆奉节)写过一首七律《阁夜》,其腹联为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

关于夷歌,古代注家一般注释为:语出左思《蜀都赋》陪以白狼,夷歌成章。近人进一步指出:顾名思义,夷歌即夷人之歌。夷人指古代中国东部地区各部族之人,后引申为对中国境内华夏族之外的各族人的通称。所以一般认为夷歌是少数民族的歌。

这些无疑都是对的,但似乎还不够准确,给人以雾里看花之感。我以为,更为准确地讲法或许是,夷歌是起源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歌曲或曲调(因为汉族人也唱夷歌),在这里的夷歌,应指竹枝调(也称为竹枝词)。

竹枝调是流传于巴渝(今四川东部)地区一种与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古老民歌,竹枝先本巴渝俚音,夷歌番舞(马稚青语),后来也在全国广为传唱。杜甫所在的夔州,正是这一地区。根据夷歌数处起渔樵,夷歌是当地的一种民歌。

刘禹锡在唐穆宗李恒长庆二年任夔州刺史任内写了多首《竹枝词》在《旧唐书刘禹锡传》中就被称为夷歌武陵谷洞间夷歌,率多(刘)禹锡之辞也。这进一步证明了夷歌即为竹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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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4:5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1-24 16:21 编辑

杜甫刚到成都时,他的“稚子”多大了?

杜甫到成都不久,当于上元元年(760)夏,在七律《狂夫》中写道:“恒饥稚子色凄凉”。

稚子,即年幼的孩子。在古诗文中,“子”不仅指儿子,也可以指女儿。杜甫结婚很晚,大约于开元二十九年(741)三十岁时才在河南成婚,所以此时孩子们都不大。


杜甫有两个儿子(宗文、宗武),还有两个女儿。从上述《彭衙行》诗中描写来看,两个女儿应当是妹妹。

杜甫很喜欢二儿子杜宗武,他的年纪可以大致推算出来。杜甫于至德二年(757)曾写道“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遣兴)。骥子就是杜宗武的小名(老大杜宗文的小名叫熊儿)。一般小孩学说话大约在一、两岁时,这是杜宗武前年发生的事。所以在公元757年时,杜宗武大约三、四周岁,这与陈贻焮先生根据《又示宗武》诗句“十五男儿志”推断出杜宗武出生于天宝十二载(753)年(《杜甫评传》1060页)大致相仿。

大儿子杜宗文的年龄也不会太大(一说宗文比宗武大三岁)。因为杜甫在至德二年(757)的《得家书》中还称呼他的小名“熊儿幸无恙,骥子最怜渠”,后来到了四川才在诗中称他的大名“宗文”。从以上分析来看,此时(760年)杜宗武已经六、七岁了,他上面有哥哥杜宗文,下面还有两个妹妹,所以杜甫四个孩子这时的平均年龄也应该在六、七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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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4:5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1-24 16:22 编辑

杜诗“主人为卜林塘幽”中的“主人”是谁?

杜甫来到成都以后,大约于上元元年(公元760)春,写有七律《卜居》。卜居,就是选择居住的地方。关于其中第二句“主人为卜林塘幽”的“主人”,存在不同看法。

仇注:主人,公自谓。为卜者,为此而卜居也。此从浣花溪叙入,即可称花溪主人,后《归成都》诗云“锦里逢迎有主人”,亦可称锦里主人矣。

但萧涤非先生有不同意见:按细玩全诗语意,主人当有所指。再则杜甫初到成都,又当穷困,林塘虽幽,恐难自行卜居,主人虽不一定是裴冕(按:当时的剑南节度使),但必有其人,决非杜甫自谓。

本人同意仇注的说法,即这里的主人应是杜甫自指。杜甫并不总是一贫如洗,他在秦州的多首诗中曾提到打算在当地买地盖房,例如“茅屋买兼土”(寄赞上人)。到了成都,也许还有这个能力在成都城外买上一小块荒地(杜甫诗《寄题江外草堂》中写到“诛茅初一亩”,可见建造草堂之前还要先拔草),何况当时还有人送了一些钱,见杜甫诗《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茅屋赀》。

除了上述仇注所提的诗句,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旁证。杜甫后来在《楠树为风雨所拔叹》中写道:“倚江楠树草堂前,故老相传二百年。诛茅卜居总为此。” 体味这几句诗意,可以看出来卜居是杜甫本人的决定。

在《卜居》这首诗中,“主人”因为林塘幽而选择此地,作出卜居决定的即为“主人”,所以主人应该是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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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4:5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1-24 16:23 编辑

杜诗“时闻杂佩声珊珊”恐非写实

杜甫有一首七律《郑驸马宅宴洞中》。郑驸马,指郑潜曜,为杜甫老友郑虔的侄子。杜甫还有其他多首与郑驸马相酬之作,如《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等。

这首七律的尾联为“自是秦楼压郑谷,时闻杂佩声珊珊”。关于“时闻杂佩声珊珊”一句,古今注家大多把它理解为杜甫参加宴会的实际情况,例如:


王嗣奭:上二句几杳不知所之矣,迨佩响遥传,始知身在主家也。
仇兆鳌:又见高楼下临郑谷,空中杂佩声闻,恍如置身仙界矣。
韩成武、张志民:何况还时时听到姗姗的杂佩声响 (杜甫诗全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第一版,p21)。

对此,本人有不同看法。佩同珮,妇女所带的玉饰。《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南子环珮玉声璆然”。“杂佩”二字出自《诗经•郑风•女曰鸡鸣》:“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 杂佩以问之。杂佩以报之。”

《诗经》“女曰鸡鸣”中关于“杂佩”的这几句诗,反映了夫妻间以玉相赠,互相取悦的情形,喻夫妻关系的和谐。在唐诗中经常写到“杂佩”或“鸣佩”,都是根据诗经的这个出处,来形容夫妻关系的和睦,例如郑世翼《看新婚》“杂佩含风响”、薛峰《贫女吟》“南邻送女初鸣佩”等。

我们再来看看“时闻杂佩声珊珊”的上句“自是秦楼压郑谷”。这里使用了秦楼、郑谷两个典故。秦楼用秦穆公女字弄玉的典故指公主;郑谷(汉代隐士郑子真躬耕之处)与郑潜曜同姓,指驸马。楼的地势当然高于谷,不过这里也有些开玩笑的意味,指公主的地位高于驸马,所以下一“压”字。

结合上句来看,杜甫在此的用意是很明显的,这两句都是写公主、驸马的夫妻关系,恐并非写宴会的实情。杜甫还有另外一句诗“古庙杉松巢水鹤”(咏怀古迹五首),也是这个手法,看似写实,实际上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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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4:5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1-24 16:24 编辑

虢国夫人为什么“淡扫娥眉朝至尊”?

杜甫有《虢国夫人》诗:“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一作张祜诗)。

关于为何要“淡扫蛾眉”,以前大都从虢国夫人的角度来分析。首先,诗中已经有了解释:“脂粉污颜色”,另外《太真外传》中也写道“虢国不施妆粉,自炫美艳,常素面朝天”。


不过,我以为,这只是一部分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唐玄宗可能喜欢淡妆或“素面朝天”。在《题梅妃画真》一诗,唐玄宗就称赞过他这位梅妃不御铅华:“忆昔娇妃在紫宸,铅华不御得天真。”

所以虢国夫人“淡扫娥眉”,除了“自炫美艳”,揣摩唐玄宗的心思,投其所好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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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4:5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1-24 16:25 编辑

杜甫与冬至

今天正好是冬至,所以顺便聊聊杜甫的冬至诗。

在唐朝时,冬至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据《唐会要》:开元二十五年,李适之奏:冬至大礼朝参,并六品清官服朱衣。杜甫担任左拾遗时,有资格参加冬至的大礼朝参。杜甫对此一直很重视,后来写了不止一首直接关于冬至的诗,回忆当时的盛况。另外还有冬至前后的《小至》和《至后》。


根据《唐六典》卷八:左右拾遗秩从八品上,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所以杜甫担任左拾遗的同时,也负责“供奉”,即纠察朝会典礼失仪,并随驾先导,检举非违等事。另据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一:供奉班于百官前横列。

当年杜甫虽然只是从八品上的小官,但在冬至大礼朝参时,却可以排在各位大员的前面,何等荣耀。杜甫对此念念不忘,倒也是人之常情。被贬出长安后还写到:忆昨逍遥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龙颜

尽管杜甫的冬至诗这方面的内容比较多,但也有名句: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阳生”就是说冬至阳气初动。冬至后白昼渐长,阳气渐舒,冬至既到,春天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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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4:5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1-24 16:25 编辑

越女天下白?

杜甫在《壮游》一诗中写道“越女天下白”。 我出差时,曾多次去过杜甫当年所到的吴越之地,对于“越女天下白”,并没有很深的印象。

不过,唐诗里却言之凿凿。李白诗云耶溪女似雪,还有玉面耶溪女,青娥红粉妆。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晚唐的韦庄也有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一白遮百丑,王维谓“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除了越女颜如花(宋之问诗)以外,想来和“白”也有很大关系。

关于杜甫的生平,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写道:杜甫在夔州的生活是相当稳定而优裕的,为什么他一定要离开四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p270~271,蓝字部分为原文,下同)。

郭老在书中后来这样解释:杜甫在四川住久了,他有时很讨厌四川。时时在诗中吐露出这样的心境。“厌蜀交游冷,思吴盛事繁”。

郭老还说:杜甫所以“思吴”的“胜事”是些什么呢,没有明说。但在老来回忆青壮年游吴越时事的诗——《壮游》中吐露了一些消息:

    越女天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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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5:0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1-24 16:26 编辑

最好的“杜甫传”

现在《杜甫传》林林总总地出了不少,虽然没有都仔细看过,但大多至少是浏览过。看了以后的感觉是,最好的“杜甫传”并不是这些名为《杜甫传》的书,而是陈贻焮先生的《杜甫评传》。

根据本人的体会,这本书至少有以下这么几个优点:


一、详细。陈贻焮先生的《杜甫评传》上、中、下三卷,结合杜诗,对杜甫的生平进行非常详尽的分析和研究,许多细节问题在其他书中是找不到的。冯至先生的《杜甫传》自然是必读之物,但可能出版时间较早,有失之于简的问题。

二、持论中允,没有“尊杜”的倾向。古今研究杜甫、杜诗的名家(郭沫若晚年除外)几乎都有严重的“尊杜”倾向。而陈贻焮先生对杜甫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在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上(如上书救房琯),没有去刻意为杜甫辩护,而是公允地指出了杜甫的不足。

这样,我们可以从书中看到一个本来意义上、脱除了人为光环的杜甫。其实杜甫作为诗人已经很伟大了,他老人家也并不需要这些“光环”。

三、研究杜甫生平离不开杜诗,因为有关杜甫的资料并不多,很多杜甫的经历是从他的诗中推论出来的。陈贻焮先生的《杜甫评传》书中除了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杜甫生平,对杜诗也多有深刻、中肯的分析、评论(毕竟这是一本“评传”),很多诗还有白话译文。这对我们理解杜诗也有很大的好处。

顺便说一下,莫砺峰先生的《杜甫评传》才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评传”,因为这本书的重点不在于杜甫生平,而是对杜诗的评论。陈贻焮先生的《杜甫评传》二者兼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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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5:0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1-24 16:27 编辑

推荐一本好书:莫砺锋教授《杜甫诗歌讲演录》

刚刚看完莫砺锋教授的《杜甫诗歌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觉得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

主要愿因有二:

一是本书以很大的篇幅(共四讲)介绍杜诗文献学(也包括唐诗文献学)。这方面的内容在其它杜诗研究著作中甚为少见,是非常可贵的学习资料。在这里,不能不说程千帆先生为南大中文专业的学术研究打上了很深的(自然也是很好的)烙印。其它大学似乎还没有把文献学强调得这么高。

以前在网上也看到过莫砺锋教授在这方面的讲授内容,不过那是给本科生开大课的,而本书是讲给博士生听的,深度和水平自有不同。

二是由于本书是课堂“讲演录”,不同于一般的文学批评书籍。书中没有那种武断地、居高临下的八股式的文学批评,而是讲的深入浅出,妙趣横生。从书中多次写道的“笑”和“大笑”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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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5:0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1-24 16:27 编辑

《杜诗镜铨》未必便于初学

刚才在网上又看到了“杜诗注本, 杨伦《杜诗镜铨》比较简明扼要,便于初学”这句话,这也似乎成了定评。不过,从本人的切身经历来看,似乎并非如此。

几年前,我开始读杜之时,也是看到了这句评论,信以为真,就先买来一本《杜诗镜铨》。结果一看,大吃苦头。其原因就在于它的注释“比较简明扼要”,所以很多地方让初学者看不懂。记得当年为了一个“观国宾”就花了很多时间,查了别的资料才明白的。

相反,我倒是觉得那本所谓“繁琐”的《杜诗详注》可能更适合初学。《杜诗详注》的注释多,而且仔细。另外,对每一首诗都有串讲,这也有助于理解诗意。本人读杜的第一本书实际上是萧涤非先生的《杜甫诗选注》,读了几遍以后才去读《杜诗镜铨》和《杜诗详注》。

我这么说,并不是指《杜诗镜铨》这本书不好,只是觉得它未必便于初学而已。本人目前倒是常常把《杜诗镜铨》带在身边,时时翻阅,颇觉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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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15:0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iomnting 于 2009-1-24 16:28 编辑

杜甫是“人民诗人”吗?

自古以来,我们在文学研究中一直有“泛道德化”的倾向。明代有人称杜甫为“诗圣”。 这“诗圣”的由来,并非指杜甫的诗歌艺术出神入化,而是由于他所谓的“一饭不忘君”。不过在解放后,这“一饭不忘君”就不那么好听了,所以杜甫又有了一个新的头衔:“人民诗人”,并赞颂他“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评价与杜甫被称之为“诗圣”的理由是正好相反的。

一方面,杜甫与同时期的其他诗人相比,在诗作中对人民的疾苦关注得很多,也很深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已成千古名句。而当时的其他诗人的诗中对于安史之乱对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几乎都没有提。从这一点来看,杜甫可谓是“人民诗人”,因为他的诗的确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民间疾苦,起到了为民“鼓与呼”的作用。这种风格也影响了很多后代诗人。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杜甫毕竟出身于“奉儒守官”之家,受当时的教育,其价值观的核心还是“忠君”,而不是“爱民”,这从杜甫《黄河二首》:“愿驱众庶戴君王,混一车书弃金玉”,以及《甘林》“劝其死王命,慎莫远奋飞”等诗句中都可以明显看出。另外,杜甫所盼望的,是“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也就是把对老百姓的“诛求”减少到他们能够忍受的程度。杜甫这么想,在当时其实是很正常的,不能指望着一千二百多年前杜甫的思想就超前到现代的水平。但正因为如此,在杜甫的“人民性”方面,我们也应实事求是,不宜过于拔高。

窃以为,在杜甫研究中,最好淡化这些道德色彩,而最重要的,应该还杜甫以诗人的本来面目。但随着最近几年的国学热,“泛道德化”又有重新泛滥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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