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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缪荃孙辑:宋元书景,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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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9-12-6 14:35
  • 签到天数: 446 天

    [LV.9]以坛为家II

    发表于 2019-7-27 12: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书 名】宋元书景
    【作 者】(清)缪荃孙辑
    【出版项】宣统三年江阴缪氏刊本
    【来 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
    【清晰度】清晰
    【格 式】PDF
    【大 小】68.4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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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9]以坛为家II

     楼主| 发表于 2019-7-27 12:2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maoge 于 2019-7-28 11:30 编辑

    《宋元书景》考 ——兼论百年前古籍书影事业

    来源:《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4期 作者:稻畑耕一郎



      【英文标题】Research on Songyuanshujing
      【作者简介】稻畑耕一郎,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教授。
      【内容提要】《宋元书景》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民国年间的古籍书影编纂,但学界对于《留真谱》和《宋元书景》的关系、《宋元书景》的成书过程等问题,至今仍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忽视了其在目录版本学上的地位,本文从《宋元书景》编者与民国古籍书影史与版本目录上的地位加以揭表。
      【关 键 词】宋元书景/宋元书影/留真谱/傅增湘/缪荃孙/古籍影印

      一、引言
      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有为数众多的珍贵古籍,在学界享有盛誉。在这些珍贵的典籍中,北宋本《史记》、宋蜀刻本《南华真经》、以及南宋本《文苑英华》被誉为“镇馆三宝”①。几年前笔者在调查这些书籍时,得知宋蜀刻本《南华真经》中,附有旧藏者傅增湘的手书题跋。跋文中,傅增湘谈及他获知宋蜀刻本《南华真经》之存在的原委,记载如下:
      余辛亥冬,以南北议和,留滞上海,曾见宝砚岩手校宋本,所据为安仁赵谏议本,嗣归于涵芬楼。余假出临校于世德堂本,未得终卷而罢。然缘此知《庄子》自世传数本外,又有赵谏议本。壬子春,闻有宋刻《庄子》出于沪肆。亟访艺风老人询之,云正赵谏议本,以仓卒寓目,只影写首叶存之。即印入《宋元书影》者是也。余遣人四索,渺然无踪,怅惘弥日②。
      在辛亥革命爆发的这一年,即1911年(宣统三年)冬的12月,傅增湘以袁世凯全权代表唐绍仪之顾问的身份前往上海,进而得知沈岩(宝砚)用于校勘的“安仁赵谏议本”的存在。其后,由于此校本被收藏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开设的藏书室——涵芬楼中,傅增湘将此书借出,与世德堂本(明嘉靖时吴郡人顾春的室名,于此刊行之“六子全书”本的《南华真经》)对校,得知此一被称为“安仁赵本”的版本,可能和目前传世的《庄子》诸版本属于不同系统。接下来,在壬子(1912)年春,傅增湘耳闻上海古书肆里出现了称为“宋刻庄子”之书,他立刻拜访了艺风老人缪荃孙,得到该书即为“安仁赵谏议本”的答案,其首叶并已载入《宋元书影》。其后,尽管傅增湘用尽一切手段寻找该书的下落,却杳然不知其踪。直到从那时算起的三十年后,即1941年的年末,才终于获得此一典籍。这篇“题跋”是在“壬午暮春”,也就是1942年春所写成的③。
      
      图一 有正书局版《宋元书影》封面
      在读这篇文章时,笔者本来认为后段言及的《宋元书影》指的即是民国年间由上海有正书局出版的四册本《宋元书影》(以下简称有正书局本),别名《宋元书式》,有正书局本大部分缺了书肆名等刊记,它是将一百四十种宋元书的书影根据四部分类、以四册本收录的一部石印本[图1]④。不论是1998年3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的线装本,还是收录于2003年5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之《珍稀古籍书影丛刊》里的本子,均是有正书局本的复印本,因此在现阶段,一看到“宋元书影”的书名,就立刻使人联想起这部四册本不分卷的《宋元书影》,也是合乎情理的判断。
      为了确认上述记载,笔者在对《宋元书影》进行调查后发现,书中无傅增湘所云宋蜀刻本《南华真经》首叶,仅仅收录了宋人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卷八“杂篇徐无鬼第二十四”的第一叶而已[图2]。
      
      图二 有正书局版《庄子》
      这么一来,傅增湘在这里提到的,收录了“安仁赵谏议本”《南华真经》书影的这本《宋元书影》,究竟是指什么呢?其实,除了有正书局本,民国初期还有另一部以《宋元书景》为名刊行之书籍,木板一册[图3]。现已得知,“安仁赵谏议本”《南华真经》的书影即收录在这本书中。
      
      图三 《宋元书景》扉页题字
      厘清了《宋元书景》存在不同版本的区别,笔者原有的疑问便得以解决。尽管如此,笔者在这次对《宋元书景》的调查中,依旧发现了一些相当有趣的问题。在此,笔者仅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己见,供学界同仁参考。
      另外,由于《宋元书影》与《宋元书景》二者音义皆同,因此各种目录上经常将二者混为一谈,忽视了二者的区别,这些区别至今仍未得到澄清。有鉴于此,本文将二者的区别加以论述,以期引起研究者注意。
      二、关于《宋元书景》
      有正书局《宋元书影》似乎是书肆为了贩卖用途,将诸多方面搜罗来的各种材料以石印本的形式印制而成的。由于近年来其影印本也获得出版,庋藏此书的相关藏书机构也相对较多。另一方面,《宋元书景》原本就是文献学者间作为参考数据流传的另一版本系统,出版数量也有限,今日收藏该书的馆室较少,因此将此书置于手边阅览的机会也必然地较为稀少。此外,该书同样没有牌记,从书籍本身无法得知编者姓名,其收录书影也因各本不同,有或繁或简之出入,亦无固定格式。
      目前,就笔者所知,《宋元书景》有以下诸本:
      ①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四本)
      ②上海图书馆藏本(一本)
      ③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藏本(一本)
      ④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室藏本(一本)
      在上述诸本中,除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中的一本外,得以确认各本均收录了“安仁赵谏议本”《南华真经》第一卷第一叶的书影。不过和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原本相对照后,这些书影却给人相当不同的印象[图4][图5]。
      
      图四 《宋元书景》版《南华真经》
      首先,书影在版框右下角附加了原本(傅斯年图书馆藏本)所没有的藏书者印记,如艺风堂、张氏适园、南陵徐氏积学轩等。这为我们了解《宋元书景》及藏本版本源流提供了十分有用的线索。文字的字体比原本略细瘦,音注的被注字部分原本是阴文(黑底白字),书影中虽有黑框,但却成为了和其他注文一样的阳文。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针对上述问题,上海图书馆藏本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线索。该书和其他单位收藏的本子相较,欠收书影(即所谓欠叶)较多,可以说是一部残本,但这个本子的封面上题有“菊生道长惠存 孙毓修谨赠 辛酉正月”的题词,以及“书影 江阴缪氏新雕”的题字。换句话说,这部书是孙毓修于1921年(民国十年)正月馈赠给张元济(菊生)的,并附有此书为艺风老人缪荃孙所新刻之说明[图6]。
      
      图五 宋蜀刻本《南华真经》
      由于孙毓修是缪荃孙的高足,此处所题“缪氏新雕”应正确无误。又据缪荃孙自订之《艺风老人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宣统三年辛亥,年六十八岁”条目中,有“刻本馆宋元本书留真谱”的记载,并可见“本书一叶,牒文、牌子、序跋、述源流者,均摹之,加考一篇”之注记⑤。《年谱》所记为“留真谱”,无论“书影”或“书景”的文字都未出现于此。不过我们可以判断,这就是其后被辑刻为《宋元书景》著作的“原型”。这里所谓“原型”的意义,将在后文中述及。
      《年谱》中提到的“本馆”,指的究竟是缪荃孙在前一年接受张之洞之邀出任正监督(馆长职)之职的“京师图书馆”,还是指该馆前身的清“学部图书馆”,并不十分清楚,但两者有直接的继承关系,故其所言“本馆宋元本书”应无大的出入。在《宋元书景》所收四十种宋元版书影中,如参考版框外边的印记,可注意到“学部图书馆”所藏共占十二种,为数最多;其次为缪氏“艺风堂”所藏,计有九种;两者加起来便占了全部书影的一半以上⑥。这点也充分证明缪荃孙参与了此书的编辑。众所周知,编纂学部图书馆所藏善本书目(《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的就是缪荃孙,因此,他应该是最为清楚地掌握馆中诸本所藏状况的人。
      
      图六 上海图书馆藏《宋元书景》封面题辞
      不仅如此,缪荃孙还经手了为数众多的书籍编纂和木板的出版品,他的身边不乏专业技能精湛娴熟的刻工⑦。“影刊”一本不足百叶的小册子对他而言应是很容易的。当时虽已开始有石印印刷,但由于运用照相摄影进行制版的技术还未臻于成熟,因此可以推测他采用了既有的“覆刻”“影刊”等传统方法来印制⑧。
      实际上,在上述作业中,影钞了宋蜀刻本《南华真经》的就是孙毓修。孙毓修于民国十一年(1922)十月所写的“庄子札记”,附录于《四部丛刊初编》所收之明世德堂刊本《南华真经》的卷末,其中有如下的记载:
      辛壬间,沪市出宋刻本,卷末有二行,云安仁赵谏议宅一样□子(样字下一字为人挖去。《续墨客挥犀》七,木馒头,大中祥符年一样造五十只。以此例之,挖去者必为数目字矣。赵氏所刻,盖不止《庄子》)。……北宋人刻古书,音义辄附卷后,不应《庄子音义》散入注下,疑南宋人所为,赵氏原刻不尔也。赵本每叶十八行,行十字,注倍之。予既借校于世德堂本上,又手摹一叶与缪艺风先生,今刻入《书影》者是也。后见雍正中沈宝砚校本,一样下亦阙一字。盖所见即此本矣。《丛刊》中以世德堂本影印,复录赵本异同如左。壬戌十月。留庵居士孙毓修。
      “辛壬间”指的是1911年(辛亥、宣统三年)至1912年(壬子、民国元年)间,当时孙毓修确认了“安仁赵谏议”本《南华真经》的牌记,在世德堂本中写入校记,又“手摹”了一叶献给老师缪荃孙。这叶还同时被录入了“书影”。据上引记载,今天我们在《宋元书景》中见到的这叶书影,其书写原稿便是孙毓修亲手摹写下来的了。
      前文已提到《宋元书景》中收录的书影,均在版框外记录了所藏机构的名称,但仅有这部《南华真经》例外,只记载了“无锡”一地名,并未明确标示藏者姓名。“无锡”指的其实正是生长在无锡城郊的孙毓修其人,故本叶应为孙毓修所摹当无异议。即使摹写的人是孙毓修,书籍本身的拥有者也并非孙毓修,因此不能像其他的书影一样,记下“无锡孙毓修氏藏”“孙氏小绿天藏”等。
      另外,对宋蜀刻本《庄子》而言最为重要的“牌记”中“安仁赵谏议宅一样□子”的部分虽然未被《宋元书景》采录,不过如果孙毓修所提供的仅仅是“一叶”而已的话,事情就说得通了。了解了上述事情的原委,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傅增湘“题跋”中“以仓卒寓目,只影写首叶存之”的文字间,深切体会到缪荃孙的遗憾之情了⑨。
      三、《留真谱》与《宋元书景》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宋元书景》的书名并非《年谱》中所提到的“宋元本书留真谱”,而应是《书影》或《宋元书景》。关于这一点,恐怕我们也有必要作一番探究。
      本来古文献的研究就是一门必须亲自观察对实物进行比较检讨,才能从事的学问。当时,自清初形成的考据学实事求是的学风对这个领域也产生了影响,根据实物进行校勘,对诸书不同版本系统加以研究的风气日益增强。伴随这种现象而来的,就是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仅靠旧有的半叶几行、行几字、单(双)鱼尾、白(黑)口等行款版本记录无法充分反映古籍的实际情况。根据此一理念企划刊行的书籍,就是杨守敬的《留真谱新编》(封面题、扉页题)了⑩。
      杨守敬先前曾担任《古逸丛书》在日本刊行的纂辑工作,因此拜访了《经籍访古志》著者之一的森立之;森氏是为这项事业开创了契机的关键人物。当时杨守敬在立之那里看见一巨册一模一样的“摹写”的古抄本,其题名为《留真谱》,于是恳请立之转让,并获得此书。其后,他便想到可以拿该书作为雏形,转而运用在宋元版“影刻”的制作上(11)。
      这部《留真谱新编》十二册中收录了当时难得见到的各种古籍善本及古钞本、和刻本等多达三百九十种的书影,不过要将这么多的书籍一次复制出全卷来,不但没有时间,而且也缺少经费。于是该书多半仅翻刻了一叶、两叶,甚至半叶,而且有些书影仅有一行中的上下各一字。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大概就像一种保有原尺寸大小的样本册子。不过由于该书收录了大量不易见到的善本的书影,跟过去记述式的行款说明相较,更为直观可靠,因此《留真谱新编》出版后在学者间广受重视与欢迎。
      这部《留真谱新编》的刊行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之事,但杨守敬其后继续推动这项事业,刊行了新加入一百七十五种书的《留真谱二编》(12)。其发行是在杨守敬去世后两年多的民国六年(1917)(12)。
      可以推测,其间缪荃孙受到杨守敬《留真谱》事业的启发,想到可以刊行同样的“宋元本书留真谱”。该书最初被冠以《留真谱》之名,恐怕也是出自这个原因。另外,作为其注记,“本书一叶,牒文、牌子、序跋、述源流者,均摹之,加考一篇”所言(《年谱》),自然是出于文献学上理所当然的考虑,杨守敬在《留真谱新编》卷头的序文里,介绍了森立之的《留真谱》,曰:“余于日本医师森立之处,见其所摹古书数巨册(或摹其序,或摹其尾,皆有关考验者),使见者如真本面目,颜之曰留真谱。”据上,缪氏在编辑《留真谱》时,体例与方法也有意仿效森立之和杨守敬的做法。
      我们可以在缪荃孙的日记《艺风老人日记》(以下简称《日记》)(14)中“辛丑日记(1901年)”五月十七日的记载里,看到“寄留真谱八册,二妙集文集刻本”等文字,从而确认缪荃孙曾在《留真谱新编》刚出版没有多久的时候,就看过杨守敬的《留真谱》了。这里并没有写出书寄给了谁,不过由于《贵池二妙集》是他的友人刘世珩(聚卿)所辑,想来是送给刘世珩的。接下来,在同一年九月十日的日记里,有“聚卿还留真谱”的记载,应是归还了当时借来的书。
      此外,翌年(壬寅,1902)十月五日有“聚卿托选留真谱”的文字,据此,建议缪荃孙编选新《留真谱》的人正是刘世珩。刘氏可能认为,以缪荃孙的藏书、学识及财力,要编一本不同形式的《留真谱》,不是办不到的。这就是后来《年谱》在“宣统三年辛亥”(1911)提到的“宋元本书留真谱”了吧。
      但是这部书却没有以“宋元本书留真谱”为名刊行的痕迹,在刊刻之际,书名被改成了《宋元书景》。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年谱》在这里谈到的是“本馆宋元本书留真谱”,然而过了不久,收录的书影超越了“学部图书馆”的馆藏范围,而扩大到其他收藏者所藏典籍。之所以说《年谱》中所言“宋元本书留真谱”是今日见到的《宋元书景》之原型,就是这个缘故。
      四、《宋元书景》的刊成时间
      这本由缪荃孙亲自编选的书影,其后的增补次第同样也可以在《日记》等记述中逐次找到其经过。
      首先,例如在《日记》的“乙卯日记”,即民国四年(1915)的正月三日,有“定留真谱书景,止十九种目,藏书十种”的记载。此处“留真谱”与“书景”并记,似乎到了这个时期,应收书目的选定工作已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在民国五年(1916)的“丙辰日记”十一月二十六日条目中,可见“发常熟丁秉衡信,并宋元书影(15)红印刊”的记述,可知本书在此时已发版。当时缪荃孙寓居上海,他随书信寄送了《宋元书影》给他的一位高足,即常熟丁秉衡。此外,民国七年(1918)“戊午日记”三月二十二日有“发禄保信,寄宋元书影四本”给长子禄保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到了这个时候,缪荃孙已经不将这本书视为“宋元本书留真谱”,而称作《宋元书影》了。
      这么一来,到了民国五年或七年的时候,《宋元书景》(即《日记》中提到的《宋元书影》)是否已成书了呢?恐怕也不尽然。因为在“己末日记”,即民国八年(1919)三月二十五日的条目中,可见“影写家藏宋版书,入宋元书影”一文。接下来,同年七月十一日还有“排好宋元书影,交子林卅元,饶心舫来问诗词写法”等内容。子林指的是刻工陶子麟,饶心舫(16)则是为版本上写字的书法家。到了这个时候,才终于定下了完成版的书影顺序。《宋元书景》应该就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其收录书影的数量。我们能调查到的七本《宋元书景》,其收录的书影之所以繁简不同,正和这样的成书经过有关系。
      
      图七 《宋元书景》封面题签(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
      我们无法知道这时添加的“家藏宋版书”是指什么,不过这应该是《宋元书景》所收录的最后书影。究其原因,是因为就在民国八年(1919)这一年的十一月一日,缪荃孙以七十六岁之龄辞世了(17)。在他逝世前不久的闰七月四日,《日记》中有“发陶子麟信,寄翁诗、宋元书抄封面签字”的内容。这里的“宋元书抄”指的应当就是《宋元书景》,所以要到了这个时候,封面题笺文字的书写始获委托[图7](18)。
      这些作业全部完成并交至缪荃孙处的时间是在民国八年(己未)十月一日,当天的日记中有“陶子麟寄宋元书影来”的文字。十多天后又有“饶心舫来,带来宋元书影三十册”(十月十五日)”等内容,也就是说饶心舫直接为缪荃孙带来了一定数量的成书。
      综上所述,通过探讨今日所见《宋元书景》的成书过程,我们可以注意到:即使该书的编纂自清末“宣统三年”已开始,在当时,其内容恐怕也仅限于“学部图书馆”所藏的宋元书,而不包括其他的藏书机构所藏诸书的书影。《年谱》“宣统三年”条目中提到的是“本馆宋元本书留真谱”,从此一书名很难想象该书内容包含了其他机构的藏书。《宋元书景》这个书名也很明显不是当时决定的。以此为“原型”,民国后,缪氏又得到其他藏书者的大力协助,大大拓展了此书的规模。我们于是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本书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内容,最终完成于缪荃孙辞世不久前的民国八年(1919)十月(19)。
      另外,在这部《日记》中,傅增湘的名字屡次出现。关于《宋元书景》的记载,则出现在“己末日记”(1919)六月二十五日:“应傅沅叔信,还韵语春秋一册,送宋元书影一册。”傅增湘在前一年,也就是1918年1月15日曾致信缪荃孙,询问“前年见所刻古书留真谱,已成帙否”,上述“应傅沅叔信”就是对他的回信(20)。由于这个时候《宋元书景》已接近其最终版本,其中应已包含了傅增湘一直想一窥其貌的蜀刻本《南华真经》的首叶书影。在此时,傅增湘还未获得蜀刻本《南华真经》的原本。
      五、《宋元书景》的作用与影响
      杨守敬《留真谱新编》与缪荃孙《宋元书景》问世至今已超过一个世纪,这一期间,印刷技术有了极大提高,诞生了仅较真迹略逊一筹、却与之几可乱真的“影印”本。现在各藏书、研究机构以及个人藏书的书架上,陈列的为数众多的宋元版“影印”本便是拜其所赐。正因如此,我们更应铭记在心,这项事业的发起、壮大以及成熟来自清末民初上述先人们的苦心经营。
      就本文讨论的《宋元书景》而言,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它的内容不出样本目录册子之域,不过在当时,该书无疑受到了格外的重视。又由于它透过缪荃孙的眼力选编,因此得到了学者同好的广泛信任。孙毓修将此书赠送张元济,其原因绝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恩师的遗作而已,而是用来作为张元济日后从事“影印”事业的参照物。
      另外,《宋元书景》明确标示了各书影的收藏地点,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记载,了解当时书籍流通的一个过程;该书明确地标示了可资与底本相比勘的线索这点,也极具版本校勘价值。这是先前杨守敬的《留真谱》中所欠缺的。《宋元书景》的版面和当时的石印影印本相比,更为鲜明、逼真。
      缪荃孙所辑《宋元书景》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致“书影”一词取代了“留真谱”,成为版本目录学上的一个固定学术语言,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其后的民国年间,陆续出现了仿效本书的各种出版品,如瞿启甲《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1922年)、柳诒征《盋山书影》(1928年)、刘承干《嘉业堂善本书影》(1929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故宫善本书影初编》(1929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重整内阁大库残本书影》(1933年)、王文进《文禄堂书影》(1937年)、陶湘《涉园所见宋板书影》(1937年)等。不久,这类书籍中以“图录”为名出版的逐渐增加,包括这些“图录”在内,书目分类开始设置“书景”或“书影”的类目,这也源自缪荃孙的《宋元书景》。上述正是缪荃孙编辑《宋元书景》在版本目录学上的最大贡献(21)。
      尽管该书在版本目录学史上有如此的意义,但近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所出版的《珍稀古籍书影丛刊》中,并未收录缪荃孙的《宋元书景》,其存在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这实在是令人遗憾之事(22)。
      注释:
      ①上述“镇馆三宝”一般都秘藏于严密保管的书库中,如没有特别许可,读者是无法阅览的。不过自2009年10月1日开始,至2010年2月10日期间,在图书馆附设的历史文物陈列馆举办的“知来藏往——史语所所庆文献特展”展览中,各展出了其中一册,同时也陈列了胡适发给傅斯年的电文(《史语所档案》杂三六—四四—一,1947年4月24日)及书简(《傅斯年档案》—1670)等与本次展出有关的各类文献资料。根据其中一份文献,即“歴史语言研究所出纳室致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函”(《史语所档案》补二三—一○八、1947年9月16日),北宋本《史记》四十册的购入价格,以当时的价格而言是一亿元;宋蜀刻本《南华真经》十册则为三千万元。尽管论及此一细节略涉俗务,不过作为历史纪录,于此一并记下。该档案资料亦见《傅斯年图书馆善本古籍题跋辑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庆祝史语所八十周年筹备会编,2008年8月刊)所载汤蔓媛“叙论·天禄琳琅外一章”一文里。
      ②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自1989年起推出经傅斯年整理的排印本《藏园群书题记》里,引文中的“即印入宋元书影者是也”被改为“即后印入宋元书影者是也”。如果实情如此,那么这部分就可以看作是傅增湘的说明文字了。
      ③根据傅增湘考证,“安仁”并非如缪荃孙所言是北宋赵文定之名,而是所属于蜀临邛郡的大邑县(位在成都以西)县名,“赵谏议”应是出自该郡的赵氏一族。傅增湘据此指出,该书为一部在当时尚未为人所知的古系统本——宋蜀刻本。详见拙论《关于宋蜀刻本〈南华真经〉附载之傅增湘手书题诗题跋——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本》(《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第五四辑,2009年2月)
      ④《宋元书影》这个书名是记载于各册题笺上的名字,也有不少欠缺的;不过欠缺书名的内扉,记有“宋元书式”。另经笔者对几部实物进行调查,目前还未发现载有“有正书局”这一书肆名的本子,暂时根据各收藏机构的目录。这部书来历不明的地方颇多。
      ⑤《艺风老人年谱》的抄本(影印)以《艺风老人自订年谱》为题,收录于《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五十一辑。另亦见于《中华历代名家年谱汇编》(台湾广文书局,1971年)第一辑等处。北京文禄堂曾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出版以此抄本为底本的木版本。
      ⑥在调查过的共计七本《宋元书景》中,东京大学图书馆本收录了最多的书影。根据这个本子,全四十一种书影内容如下:“学部图书馆”藏本十二种、“艺风堂”(缪荃孙)藏本九种、“张氏适园”(张钧衡)藏本七种、“南陵徐氏积学轩”(徐乃昌)藏本二种、“刘氏玉海堂”(刘世珩)藏本二种、“阳湖董氏”(董康)藏本一种、“刘氏嘉业堂”(刘承干)藏本一种、“无锡”(孙毓修)一种、无记名六种。
      ⑦参照杨洪升《缪荃孙研究》第九章《编刻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
      ⑧此一方法即为:由于无法将作为底本的宋元版切离下来当版样,所以先在底本上覆盖一层半透明的薄纸,将行款、点画等全部依照原样进行影钞(描摹),把这张纸翻转过来贴在版木上之后,据此雕刻(影刻)版木。音注的文字之所以从底本上黑底白字的阴文变成了书影中的阳文,就是这个缘故。
      ⑨直到此时,不论缪荃孙还是孙毓修,都只知道这是一部不同系统的南宋本,并未确定它是蜀刻本。
      ⑩杨守敬在《留真谱新编》的“叙文”中提到:“著录家于旧刻书多标明行格,以为验证。然古刻不常见,见之者未及卒考,仍不能了然无疑。余于日本医士森立之处见其所摹古书巨册(或摹其序,或摹其尾,皆有关考验者),使见者如遘真本面目,颜之曰留真谱。本河间献王传语也。余爱不忍释手,立之以余好之笃也,举以为赠。顾其所摹多古钞本,于宋元刻本稍略。余仿其意,以宋元本补之。”
      (11)根据陈捷《明治前期日中学术交流の研究——清国驻日公使馆の文化活动》(汲古书院,2003年2月)第三部第四章第五节的论证,森立之转让给杨守敬的《留真谱》为江户后期学者小岛宝素的稿本,此书是蹈袭并扩大了宝素的《留真谱》加以完成的。
      (12)此处收录书籍的数量,系依据台湾广文书局出版的《书目五编》中所收《留真谱初编》及《留真谱二编》的目次。尽管这部影印本为适应系列书籍的出版需要被缩小了尺寸,不过该书目次记载了全部书影的书名、板本、行款、板框、书影叶数、题跋者姓名、杨守敬附记之有无,以及在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和杨守敬《日本访书志》中的著录情况,十分方便。另在该书收录书影中关于《论语》的诸本,高桥智《室町时代古钞本〈论语集解〉の研究》(汲古书院,2008年9月)的第三部第二编第二章“杨守敬观海堂旧藏室町时代古称本《论语集解》”中有详尽的论述。
      (13)想来所谓“新编”,是指森立之针对《留真谱》一书进行重新编辑之意,故当初应该就采用了这个书名。不论封面题或书扉,皆记为“留真谱新编”。因为书帙中也有记为“留真谱初编”的,所以也称“初编”,应是其后还有“二编”之故。究其原因,恐怕是由于称较早出版的书为“新编”似乎不恰当。此外,在日本先行问世的稿本《留真谱》不久即被人忘记,一提到《留真谱》,反而会先想到杨守敬的书;等到“二编”出现后,这本书的名称就固定下来成为《留真谱初编》、《留真谱二编》了。
      (14)《艺风老人日记》根据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影印本(1986年4月)。第八卷末尾附有民国二十五年(1936)北京文禄堂出版之雕版印刷的《艺风老人自订年谱》及夏孙桐的《缪艺风先生行状》。
      (15)原文用“影”字。
      (16)“饶心舫”一作“饶星舫”,盖方言有别所致。
      (17)附录于《艺风老人日记》的“艺风老人年谱”有两位子嗣所书追记,逝世年月日据此。
      (18)在调查到的《宋元书影》中,封面有题笺的只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本子。其题笺为“宋元书影”。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本收录的书影中,欠了《庐陵欧阳先生文集》卷第一(张氏适园藏)的一叶。
      (19)在众多收藏机构对编者、刊年等未记载或标记为不详的情况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记载为“清缪荃孙辑、宣统三年江阴缪氏刊本”。另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书目数据标注为“民国年间[1912-1949]”。这些书籍本身都缺少刊记等,明确标示上述数据的记载,乃是武断的。
      (20)傅增湘致缪荃孙的书信收录于《艺风堂朋友书札》(《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信末有“一月十五日”的日期,由于信件内容中有“近日始得北宋乐府诗集,十三行廿三字”的记载,可以判断当时是1918年。关于北宋版《乐府诗集》,参照《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6月。
      (21)针对“书影”的专论尽管并不多,本文仍参考了以下文章:刘奉文、魏芳华《中国古书书影小史》(《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年第3期)、林申清《书影概说》(《学术集林》第十四卷,1998年10月)、陈先行《中国古籍稿钞校本图录前言》(《中国古籍稿钞校本图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9月)、王亮《古籍书影概说》(陈正宏、梁颖《古籍印本鉴定概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6月)等。这些文章虽皆为概论性质,不过都简洁扼要,十分有益。
      (22)《书目类编》(台湾成文出版社,1978年)的第八十六册以不分卷的形式收录了有正书局本《宋元书影》,标注“缪荃孙辑”可说是著录错误莫此为甚了,以致收录该书的各大图书馆皆因袭了这个讹误,今后必须加以改正,以引起相关研究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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