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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心得] 清末南京著作权的一桩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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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的每日心情
    郁闷
    2018-9-8 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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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7]常住居民III

    发表于 2018-2-21 11: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清末南京著作权的一桩公案
    清末南京曾发生过一件关于著作权的公案,此处“公案”指公众关注的纠葛、争议等。
    据《江苏地方志》载 许廷长《三种南朝佛寺志书的编印源流及比较》:
    金陵为六朝古都,文物众多,古迹遍布。东吴大帝赤乌十年(247),康僧会初达建业,营造茅茨,设像行道。大帝诘问有灵验否,僧会礼请三七日,果获舍利。孙权大为叹服,即为建塔,金陵始有佛寺,名建初寺。
      佛教东来,法雨播撒有年,金陵佛寺连绵兴起,寺庙众多。晚唐诗人杜牧《江南春》绝句有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名家的名诗名句,使金陵佛寺声名远扬。但杜诗所言只为适应诗格的约数,并非确指。梁代郭祖深上书梁武帝称:“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① 可见金陵佛寺之盛。
      梁代灵味寺僧昙宗曾着《京师寺塔记》二卷。昙宗是秣陵人,记录必定详实,惜其不传。明代,南京有葛寅亮《金陵梵刹志》53卷问世。至清代,再未有专门志书记载佛寺源流。咸丰癸丑(1853),太平军攻占金陵,烧杀抢掠,焚毁寺庙道观,大肆破坏除拜上帝教外的一切宗教设施与文化典籍,金陵佛寺十不存一。
      孙文川有感于金陵佛寺的衰落,发心编纂金陵佛寺志书。经广泛征录搜求,穷经累年,于同治初年客寓京师贤良寺时,辑成《金陵六朝古寺考》书稿二册。所征引的文献,主要有《高僧传》、《建康实录》、《景定建康志》、《六朝事迹编类》、《至正金陵新志》、《金陵梵刹志》,以及南朝诸史、名家艺文等。《洛阳伽蓝记》录北朝佛寺之盛,《金陵六朝古寺考》记南朝佛寺之昌,南北呼应,极一时之盛,成南北朝一代佛寺记载的完璧之作。
      孙文川(1822~1882),字澂之,一字泊澂,上元(今南京)人,《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忠义七》有传。孙文川列入忠义,是因为他在太平军占据金陵时,与张继庚、胡恩燮一道,不畏艰险,多次出入城墙,谋划策应清军攻城。孙文川屡立功劳,但攻城一事终未奏效。事虽不成,功尤在焉。后助李鸿章揭露英人李泰国索贿事,“以功洊擢知府。”②《清史稿》孙文川的传记不足200字,文史方面只提到他工诗赋,着有《读雪斋集》,其他未及。孙文川是清代着名藏书家,读雪斋为其藏书楼名。他有一方藏书印,印文长170字,反映了达观开放的藏书思想,中国藏书史上非常有名。
      孙文川少年敏悟,为冯桂芬赏识。咸丰五年(1855),上海道赵德辙聘理榷务。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荐入部;六年,曾国藩再荐入都,以功保知县,进同知。光绪元年(1875)入两江总督沈葆桢幕,后以母老而不出。闲时招集宾朋,以考证金石自娱。除《读雪斋集》9卷外,他另着有《淞南随笔》一书,其中所录多为未曾面世的珍贵史料,且为稿本,是清代江苏(包括现今上海地区)的稀见文献。③ 孙文川的其他作品如《古钱谱》等大都散佚,目前还能见到他的一首题莫愁湖光华亭诗:
      赌墅付传闻,叹青史成堆,千古河山棋一局;
      争墩笑多事,看画栋依旧,半湖烟雨燕双飞。
      《金陵六朝古寺考》辑成后,孙文川未及刊印而遽归道山。光绪十七年秋,刘世珩收得孙文川此书手稿。
      刘世珩(1875~1926),安徽贵池人,字聚卿,又字葱石,别号楚园,光绪二十年中举人。他是着名藏书家,藏书10余万卷,先后刻有《聚学轩丛书》、《暖红室汇刻传奇》、《贵池先哲遗书》等10种丛书。
      刘世珩收得《金陵六朝古寺考》后,曾将书稿借给前辈学者陈作霖一阅。
      陈作霖(1837~1920),字雨生,号伯雨,晚号可园老人。陈作霖于光绪元年中举,历任上、江两县志分纂,江宁府志分纂,江苏省通志总校兼编纂、江宁县志总纂、崇文经塾教习、江南图书馆司书官等职。陈氏毕生从事地方史志研究,着作等身,成就卓着,是江苏近代文化名人,地方文献学者。从刘世珩处借得《金陵六朝古寺考》,陈作霖历时5月,将此书稿重新考订,然后将原书归还刘世珩。陈作霖将书稿编辑刊印,改名《南朝佛寺志》,分上下两卷,正式问世。上卷记东吴、东晋、刘宋三代,下卷录萧齐、梁、陈三代,共收南朝六代100多年间金陵佛寺226所。书名后署孙文川葺述,陈作霖撰。在凡例第一条。陈作霖先生即注明:此书稿为上元孙文川所蒐采,索之于贵池刘聚卿处。
      《南朝佛寺志》印行不久,刘世珩闻听此事,即索之一阅,发现此书“一仍孙氏之旧,重悂貤缪(即谬误重复),诚所不免。复以案语阑入孙氏解题之下,颇有未去葛龚之病。余欲有资于伯雨者,不觉索然意尽。”④
      刘世珩祖籍安徽,生于上海。清末主持江楚编译官书局、江宁商会、湖北造币厂、直隶财政等实务,奔波于大江南北,游宦四方,居无定所。辛亥革命后迁居上海,筑楚园,以收藏编刻等消磨余生。陈作霖为当时金陵地方闻人,在金陵,陈作霖的名气远比刘世珩大,且为长辈。刘世珩虽为官多年,但还得尊陈作霖为前辈。按刘世珩原先的意思,他似乎希冀协助陈作霖考订刊印此书,但陈作霖却先行独自刊印。刘世珩对此不无抱憾,遂将《金陵六朝古寺考》重新编辑,把孙氏原案改为原注,陈作霖之言则名为陈云,把自己以前对《金陵六朝古寺考》所作的校录条目一一加入书中,置为案语,不相混淆。刘世珩自己撰写序言一篇,并请当时文坛耆宿沈曾植先生撰写一序,定名《南朝寺考》,分为6卷,于光绪三十三~三十四年刊印问世。他自称,急于刊印此书的目的是:“纪六朝之旧刹,着高僧之轶事。”⑤ 刘世珩认为,自己的《南朝寺考》虽比《南朝佛寺志》晚出,但要略胜一筹。
      两书相较,发现确有一些区别:
      《金陵六朝古寺考》记六朝佛寺224座。陈作霖《南朝佛寺志》增加了2座,即陈朝的义和寺与四无畏寺,共226座。《南朝寺考》也如此,但又多一所齐代的齐福寺,此为刘世珩所增补,所记达到227座。
      《南朝寺考》直接列为刘世珩着,未着录孙文川之名。书名页有瞿鸿禨题署。每卷下有“贵池 刘世珩 葱石”署名。《南朝佛寺志》书名后署孙文川葺述,陈作霖撰。书名页有刘文炽题署。可以看出,陈作霖的署名方法更符合实际编撰情况。但不知何故,陈作霖却有意或无意略去了《南朝佛寺志》的刊印时间。
      经统计,刘世珩为《南朝寺考》加案语的佛寺有48座,占全部佛寺近四分之一。此外,还有一寺加多条案语的。案语多为刘世珩发掘史料,加以考证所得。如瓦官寺条下,据《京师寺记》等补入10多个缺字;安乐寺条下,孙文川原有16字不妥,删去;长干寺条下,指出陈作霖将“霖少时犹及见之”的按语误入正文;高座寺条下也有如此问题,等等。其他纠正补遗之属,不可一一罗列。
      《南朝寺考》每板右上方有字数统计,《南朝佛寺志》无。
      《南朝寺考》无寺名目录,查找某寺要一页页翻找,很不方便。《南朝佛寺志》有详细的寺名目录,但无页码,查检也不方便。但这是线装书的普遍作法,无法苛求。
      《南朝佛寺志》“凡例四”中注明:“寺名有改易者,在六朝时期则用大字标于下,在六朝后则用小字注于旁。”《南朝寺考》寺名虽有大小字区别,但无说明。
      《南明佛寺志》书口有书名,《南朝寺考》无。
      至于刊刻所用字体,《南朝寺考》用楷体,《南朝佛寺志》用宋体,但这并无优劣之分。
      归而言之,两书主要内容绝大多数为孙文川原着,刘世珩与陈作霖所为均属拾遗补缺之作,不能算原创。所以,不论是《南朝寺考》还是《南朝佛寺志》,第一作者都应该是孙文川。
    鄙人以为,比之一般之抄袭剽窃,或巧取,或豪夺,把他人劳动成果攫为己有出书,更不光彩。此事发生在清末,现今这种或类似情况是否存在呢?
    善良的人们,你们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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