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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入门] 行龙:山大往事,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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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的每日心情
    擦汗
    2016-9-21 12:58
  • 签到天数: 8 天

    [LV.3]偶尔看看II

    发表于 2017-4-21 10: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书名: 山大往事
  • 作者: 行龙
  • 丛书: 无
  • 页码: 132
  • 书籍格式: PDF 
  • 出版时间: 2002
  • 书籍大小: 11.6
  • 书籍清晰度: 清晰版 300dpi或者同等效果
  • 书籍便利度: 简单书签
  • 书籍完整性: 无版权页
  • 书籍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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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7-4-23 00:37
  • 签到天数: 230 天

    [LV.7]常住居民III

    发表于 2017-4-21 15:22 | 显示全部楼层
    山大,山西大学,还是山东大学?以为是“山东大学”,下载后一看,是山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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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7-4-23 00:54
  • 签到天数: 76 天

    [LV.6]常住居民II

    发表于 2017-4-21 18:27 | 显示全部楼层
    山西大学堂!

    山大往事(节选)
      前身:三立、晋阳、令德堂书院
      坊间流行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之类的著作,大多将中国大学的历史追溯至“三代之学”,或从西周“大学”谈起,或从汉代“太学”算起,即入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重镇――北京大学的校史,像冯友兰这样的硕学鸿儒也强调:“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代的太学算起。”最近一二十年来,国内个大学校纷纷举行校庆,大多将历史尽量往前追溯,甚至有些不惜“改头换面”或“偷梁换柱”。此种现象实是国人“民族自尊”情结的显露: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居然只有百年的“大学史”,实在说不过去:我们的学校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大学的历史往往都有其辉煌的时期),而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资本。
      此种建构“悠久历史”的愿望可以理解,但无限的扩张却不值得提倡。因为,中国古代的“大学”或“太学”,与“University”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近代新式大学的建立和大学制度的确立,确是地道的舶来品(参见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3月版)。近代中国一些新式大学的成立,倒是与前已存在的书院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继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之后于1902年成立的山西大学堂,最初就是由此前设在太原的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书院合并而成。
      “晋阳书院建自前明。”(道光《阳曲县志》万历初年,山西按察司副使利用巡抚衙门旧址,增建号舍,筑三贤堂,祀奉讲学河汾、生长与河汾的三位先贤――王通、司马光、薛瑄,从此作为士子学习的榜样,并挂起“河汾书院”的牌匾。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庚子科乡试时,学员考中举人者多达50余人。崇祯初年,时任山西提学佥事的袁继咸从考生中择录优等生250人进入三立书院,并将三立祠名臣、乡贤计增至71人,袁为其个著一传,传后加以“袁临候曰”的评语,
      名其书为《三立祠传》。袁继咸,字临候,江西宜春人。办事公正,热心教育。他主持三立书院后,与士子相互讨论,朝夕劝课,生活上蔬食菜羹,与士子一致。袁士不带家眷,节余薪俸,全数补助寒苦士子。士子得病,亲自慰问,并出医药费用,深得三立书院士子之拥戴。崇祯九年(1636)当袁氏遭诬陷被逮进京后,以傅山薛宗周为首的山西百余青年徒步上京,为袁鸣冤,使袁案得以平反,此为有名的“伏阙讼冤”。崇祯十六年(1643年),时任巡抚蔡懋德又对三立书院进行整顿,其中两大措施最为著名:一为聘请知州魏权中、举人韩霖、桑拱阳及傅山来院讲学:二为每月三集,集中讲学。初集讲圣谕,由地方绅士和乡老参加;再集讲经济举凡国家大政、地方利害均在讨论之列,从政人员必须参加;三集讲制举,科举应试的士子参加。
      明清之际十余年兵荒马乱,山西属于重灾区,三立书院也受到一定冲击。顺治十七年(1660年),山西巡抚白汝梅鉴于三立祠地势湫隘,又经兵燹,遂在府城东南侯家巷购地,另建三立祠。此次重建的三立书院面积大为扩展,共花费白银2130余两。雍正十一年(1733年)三立书院正式改名为“晋阳书院”。重建后的晋阳书院旧址即在现今的太原市公安局院内。自顺治十八年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661~1901)240年间,晋阳书院一直设在侯家巷。1902年成立山西大学堂,大学堂总教习兼中学专斋总理谷如墉,即为晋阳书院最后一任山长,晋阳书院的学生也全部进入山西大学堂。
      山西大学堂与“令德书院”也有历史渊源。光绪八年(1882年),张之洞继任山西巡抚,针对山西“士气衰微而废其学”、“此时为苦人才不足”的情况,到任伊始,张即与学使王学庄商议,并会衔入奏,请于太原府署西偏明代晋藩宝贤堂旧址别建精庐,仿阮元学海堂、诂经精舍例,设“令德堂”书院。后因王学庄定忧去官,张之洞又与新任学使吕凤歧悉心规划,在桥头街觅屋开办(今太原市人民公园)。令德堂课士,仍为传统书院规制,所延聘山长、分校都是对经史古学造诣颇深的儒生,如主讲王轩(洪洞人)为同治壬戊进士,幼治三礼,习许氏《说文》,于地理学、金石考订颇有成就;协讲杨笃(乡宁人)为同治甲子举人,精三礼,尤专训古。王、杨均为光绪《山西通志》的主要纂修人;协讲杨深秀(闻喜人)为光绪丁丑进士,治朴学,为后来著的“戊戌六君子”之一。
      1884年,张之洞饬冀宁道详议令德堂章程六条四十二目(载光绪《晋政辑要》卷23,《礼制。学校六》),举凡延请主讲,编立功课,修缮杂支,书籍购置,课卷日记定式刊印,监院教谕,书役斋夫,巡更杂役之责,均一一议立章程,“以期历久可行”。令德堂学生最初仅30人,后扩至50人,陆续增至70人,“其后通省人才多出于此”。据载,1885年乙酉乡试,有文能运用许氏《说文》及史学词章具有根底者皆属令德堂肄业生。值得提起的是,戊戌维新高潮其间,令德堂肄业生增至120人,院长屠任守进行教学改制,添设经济课四门――政治时务、农功物产、地理兵事、天算博艺,令学生任选一门,广览众参。令德堂与时俱进,适应了社会变革的需要。
      光绪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外籍教士安怀珍、刘博第等强占令德堂为临时教堂,令德堂于是停办,其肄业生后来一律转入新设立的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最初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多承袭令德堂旧制,而山西大学堂创办人之一的谷如墉及教师田应磺、张友桐、董化时等都是令德堂早年的毕业生。
      清末书院改学堂是自上而下的社会潮流,山西大学堂就是在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书院的基础上创建的。
      另:
      山西大学堂是近代中国最早建立的新式大学之一,也是中西合璧,取长补短,办理颇有成效的大学之一。西学专斋归并入原设山西大学堂内,为日后山西大学理科、工科、医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解决西斋教材问题而专设的上海译书院所译各类教料,许多成为全国高校的通用教材;最早的一批留学生,包括担任山西大学校长的高时臻、王录勋等人为本省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更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瑞典国格致博士,时任山西大学堂西斋化学教员的新常富无不自豪地写道:“山西大学被认为是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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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7-4-23 06:24
  • 签到天数: 273 天

    [LV.8]以坛为家I

    发表于 2017-4-22 05:56 | 显示全部楼层
    最近一二十年来,国内大学校纷纷举行校庆,大多将历史尽量往前追溯,甚至有些不惜“改头换面”或“偷梁换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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